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内，有一位称呼为“何大帅”的研究员，此前沿着研究所蜿蜒的道路上下山，总能碰见他从旁边经过，举步生风。

　　他叫何国钟，是我国知名的物理化学家，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因为其气质卓然风度翩翩，被很多人亲切的称呼为“何大帅”。

　　如今，在大连化物所内鲜少能看见他。已经九十岁高龄的何老先生走路有点颤颤巍巍，但是一旦有人提起“分子”、“石油”、“火箭”等词汇，他眼神中立刻闪现出炯炯有神的目光。这背后，是何国钟将“知耻不辱”奉为圭臬的六十余载研究岁月。

　　何国钟早些年的人生并不算“一帆风顺”，日寇飞行机的轰鸣声、向山上逃亡的脚步声......这些都曾肆虐着他的童年。但是提到过往印象最深刻的时候，这些仿佛都消失了，何国钟眼前，只有六十多年前站在火箭喷口面前的时候，因为发动机异常提前点火，火焰喷射而出。而他恰巧往旁边的空地走了两步，才躲避掉了这场灾难。

　　在与死神擦肩的一瞬间，何国钟心里只有一个想法：研究是不是要成功了？

　　小家：南海走出的“小镇少年”

　　研究果然成功了。

　　何国钟和团队顺利建成了真空低温条件下的试车台，进行了多次在低温真空条件下火箭的点火启动及燃烧实验，均获得了成功。

　　这次与死神擦肩的经历只是何国钟遭遇危险中的九牛一毛。火箭推进剂燃烧的毒性、强红外激光散射的危害......这些都是何国钟工作的常态，但是他没有片刻想要退缩的想法。这一切动力的开端，都要来源于他自始至终镌刻在内心的“毋忘国耻”。

　　90年前的5月5日，伴随着一声啼哭，何国钟出生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这里有一个叫狮西沙坳的小小村落，气候温和、四季如春，是富饶的鱼米之乡，静谧、宁和、古朴的气息令人顿失浮躁，心生安宁。

　　然而他的生活并不像这个小镇一样看上去很悠闲，家里有七个孩子，家庭负担十分沉重。但父母从小就树立了良好的教育理念，一直都节衣缩食，为了供孩子们去更好的学校学习。

　　孩子们也没有辜负父母的付出，何家兄弟姐妹中共有五个上了大学，长兄何国桢成为我国著名水利专家，三弟何国任是国家级突出贡献水电设备专家。大姐何丽仪是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二妹何法仪任职于北京林学院物理系。位处老二的何国钟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家庭，小时候却遭受了诸多磨难挫折。

　　童年时期，正值日本帝国大举侵华。何国钟随家人为了避难暂住在广东省西江边的一个小镇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沿着西江两岸向西推进，企图由此打通攻打四川重庆的西南通道。

　　一瞬间，小镇的平静被打破了，到处都硝烟滚滚、战炮轰鸣。何国钟一家人几乎每天都能听见空袭警报在街道上空响起。一听见警报声，他们就要迅速躲进防空洞里。

　　有一次，何国钟和弟弟跑得稍微迟了些，耳边就传来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一抬头，飞机就在自己正上方肆无忌惮地盘旋着，他甚至能看到戴着头盔的飞行员坐在里面手握操作杆。周围遇难同胞的躯体被炸得七零八落，惨不忍睹。

　　为了躲避日寇的袭击，何国钟又随父母逃到附近乡下避难。然而逃亡途中，他们又再次遭遇到了日寇，大家只得拼命往山上跑，清晰地能听到自己的喘息声和心跳声。

　　尽管时间已流逝多年，这些惨痛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从那时起，建设祖国的信念便如同一颗小小的种子埋藏在了何国钟的内心，也成为了他后续在科研道路上“摸爬滚打”前进的动力源泉。

　　1951年，何国钟毕业于广州培正中学后参加了全国首次统一高考，并且顺利地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工系。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何国钟积极探索自己感兴趣的科研方向。时间的指针又拨过了两年，由于全国院系调整，以清华大学化工系为主体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何国钟又进入到该学院的炼厂机械系学习。

　　在学习期间，他认识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石油生产成为难题，而炼厂机械这一专业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在毕业分配填报志愿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就写下了“兰州炼油厂”这几个大字，决心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奉献自己。

　　但是，何国钟的愿望却没有实现。他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随后这里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大国：一寸赤心只为报国

　　从南方小镇到北方天气寒冷的海滨城市，何国钟却一刻也没“闲”着。

　　上世纪50年代，他立马就担任起了“石油重残油流态化焦化的小型密相输送的双容器反应装置研究”项目的负责人。然而该实验所需的原材料匮乏，设备短缺，研究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如何才能获得实验所需的、具有一定粒度范围的焦炭粉粒呢？

　　何国钟和团队想到了最原始的方法——手。他们将两吨的大油焦块粉碎后，又通过手工的方式一点点过筛，终于得到了合格的焦炭粉粒。有了原料后，实验进展变得顺利了起来。经过几年日以继夜的奋斗，何国钟团队在中国首先研制出固体粒子密相输送小型流态化双反应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还没松一口气，何国钟立刻又被抽调去了另一个工作组。

　　60年代初，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大连化物所开展了火箭发动机燃烧的实验与理论研究。何国钟为了国家的需求，立刻从石油炼化机械方向转向了火箭研制方向，参与筹建“火箭高能燃料试车台”的工作。

　　当时工作刚刚起步，相关可参考的文献十分匮乏，工作开展得无比艰难。有一次，何国钟好不容易发现了一篇有关推进剂点火延迟期的文献，结果看起来仿佛“天方夜谭”，里面密密麻麻全部都是法文。何国钟并没有沮丧叹气，反而是立马挤出了零散时间学习法语，后面终于大致理解了文献框架。

　　而火箭研究除了基础文字资料，现场实验部分尤为重要，何国钟又担任起了火箭燃烧试车实验的现场负责人。

　　实验在偏远的深山中开展，吃住必须在山区的集体宿舍，只有周末才能回家。

　　生活上的艰苦并不是让何国钟最头疼的，研究过程中的曲折不易才是最艰难的部分。火箭燃烧试车是非常危险的实验项目，何国钟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做一次火箭试车实验。除了文章开头提到的经历，每次试车之后，燃烧后产生的废气难以扩散，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人员的健康。但是何国钟为了改进火箭的燃烧性能，不顾有害气体的危害，和实验人员一起留在现场观察监测其燃烧后的情况。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何国钟和团队终于在火箭燃烧的稳定性、完全性、均匀性三方面达到预期指标。

　　时间转眼来到了70年代，大连化物所也有了新的安排。何国钟又一次“转行”，来到了化学仪器领域，从事研制燃烧驱动超音速连续波氟化氢化学激光器。

　　激光器实验必须使用易燃易爆且毒性很大的化学试剂，而强红外激光的散射也对眼睛造成损伤。为了获得实验数据，每次试验何国钟都要站在激光器旁边，眼睛紧紧盯住开始冒烟的瞬间并且按动计时器，而每天这样的实验要做将近10次。除了对眼睛有很大的损伤，空气中的气体也对健康有害，但是何国钟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责任二字已牢牢铭记在他的心中。

　　就这样，何国钟带领着题目组又一次冒着危险突破瓶颈，掌握了超音速连续波氟化氢化学激光器的出光机制，最终在国内首先研制出千瓦级燃烧驱动连续波氟化氢（氘）化学激光器，其成果＂燃烧驱动连续波HF（DF）强化学激光器＂1979年获国防科委重大成果二等奖。

　　1978年，何国钟又转头负责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室的筹建和准备工作。他深知基础研究是高新技术的源泉，全身心投入研究室的建设之中，并于1990年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后，担任了首届主任。1992年3月，专家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重点实验室的规模、技术水平以及综合能力均达到了国际上同类著名实验室水平，已成为我国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的基地，具备了向国内外学者开放的条件”。

　　家国：“知足不辱”是人生底色

　　一系列重量级的科研成果和奖项，是何国钟全身心投入科研忘我奉献的有力回馈，也让他在国内外学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但这么多年来，何国钟也有埋藏在心底很深的“刺”。

　　大学毕业后，何国钟整整24年都没有回家，家里也联系不到他，只是每个月能收到他寄的钱。家人后面才知道，何国钟原来一直从事国家国防相关保密工作。后来，何国钟到几所国外的大学实验室做讲学或研究，父母去世的时候，他都身在国外工作，没能赶回来送最后一程。每每想到此，何国钟都会陷入长久的沉默。

　　一直以来，何国钟都认为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家庭的影响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他视“知足不辱”为人生底色，将自省奉为圭臬，要求自己处世谦虚。

　　“知足不辱”是何家的家训，由父亲何景斌亲手书写，要求子女在“知足”的同时还要立志奋斗，不辱祖宗。现在这幅“知足不辱”的家训几经搬家，仍然保留在何顺仪家中，并成为何家几代人知足不奢、勤勉工作的座右铭。

　　何国钟在一次报告中，阐述了自己对“知足”的理解：“要知足地对待名和利，如果仅仅为了名利而跟风式地做研究，缺乏自主创新，做出的成果也不会具备很大的科研价值。相反，如果做科研的目的是出于对科学问题的好奇心，辅以热情和创造力，往往能做出有价值的科学成果。”

　　他也一直奉行着这一理念，以诚待人，对领导、同事、学生全都一视同仁。

　　“何老师日常生活中非常谦逊，他曾说过‘谁会谁就是老师’。”与何国钟在同一研究组共事二十余年的刘建勇说道，“他看到学生有些观点自己不是很清楚，就立马去请教学生，不会放不下‘架子’。“

　　在1987年至1998年间，何国钟和团队共同做出成果“分子束和激光束反应动态学研究”并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作为室主任及课题组长的何国钟，认为这个奖是集体努力的结晶，在获奖名单中，他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最后的位置上。

　　在何国钟八十多岁的时候，经常能看见他参加报告会拿着相机在拍摄着什么。“他是怕自己跟不上，有些观点当场吸收不了，就记录下每一条学术观点，回去再慢慢思考。”刘建勇解释道。

　　何国钟在生活中也十分节俭。刘建勇回忆起第一次见何国钟的时候，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夹克衫，笑着欢迎他，而这件夹克衫一穿就是二十几年。

　　这样一个简朴谦逊的人，却为整个研究组撑起了一方天地。他经常放手让学生大胆实践，并且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和需要让学生们出国深造，深受学生们的认可。“我博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方向——液相超快光谱就是何老师鼓励我去做的，在基础概念研究上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毕业以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做相关研究，为我们组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刘建勇告诉《中国科学报》。

　　何国钟退居二线以后，将研究组长的重任交给了“弟子”韩克利研究员。他对自己的学生非常信任，让他大胆放手去做。但自己也没有彻底“撒手不管”，而是默默关心着组内的情况，给予研究团队力所能及的帮助。

　　“何老师退休以后也一直在实验室里工作，有了疫情之后，因为年纪大了，才渐渐不来了。但是所内的新闻我会按时汇总给他，他都认认真真逐句研究，不理解的还会来问我。”另一位与何国钟共事的同事丁俊霞说道。

　　何国钟谦逊、温和、宽容的“风格”也在研究组代代相传，成为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觉得我们团队也是一样的，大家都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一样，哪怕毕业很久的学生都很怀念在这里的日子。”刘建勇谈起何老师和团队就止不住“话匣子”。

　　转眼何国钟已九十岁高龄，虽然不能在研究第一线奋斗，但是他依然关心着研究的进展，经常会念叨起自己在实验室的日子。每次和丁俊霞联系，他的“开场白”永远是：“所里最近怎么样了？”

　　“对自己的工作成果除了知足，也要知不足。知不足者才能更谦虚、更勤奋；对待国家任务和工作，要努力做贡献而不为人后，但是最后成功者，不必是我。”何国钟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