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内，有一位被称为“何大帅”的研究员。他是何国钟，我国知名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因其气质卓然、风度翩翩而得“大帅”雅号。

　　此前，沿着研究所蜿蜒的道路上下山，总能碰见举步生风的他。如今，在大连化物所内也鲜见“何大帅”了。已经90岁高龄的何国钟走路有点颤颤巍巍，但一有人提起“分子”“石油”“火箭”等词汇，他便立刻目光炯炯。

　　“所里最近怎么样了？”每次和同事丁俊霞联系，何国钟的开场白永远都是这句。不去所里后，丁俊霞会将所内进展按时汇总给何国钟，何国钟都会认认真真逐句研究，不理解的还仔细询问。而这都源自他一生对科研和祖国的热爱与深情。

　　小家：南海走出的“小镇少年”

　　何国钟早年的人生并不算一帆风顺。日寇飞机的轰鸣声、乡亲逃亡的脚步声都曾肆虐他的童年，但提到过往印象最深刻的事时，这些仿佛都消失了。何国钟的记忆里，只有60多年前站在火箭喷口前，因为发动机异常提前点火，火焰喷射而出，而他恰巧往旁边空地走了两步，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在与死神擦肩的一瞬间，何国钟心里只有一个想法：研究是不是要成功了？

　　研究果然成功了。

　　何国钟和团队顺利建成了真空低温条件下的试车台，并多次在真空低温条件下进行火箭点火启动及燃烧实验，均获得了成功。

　　这次与死神擦肩在何国钟遭遇的危险中只是九牛一毛。火箭推进剂燃烧的毒性、强红外激光散射的危害……这些都是何国钟工作的常态，但他没有片刻退缩的想法。这一切动力，都来源于他镌刻在内心的“勿忘国耻”。

　　90年前的5月5日，伴随着一声啼哭，何国钟出生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一个叫狮西沙坳的小村落。家里有7个孩子，负担十分重，但父母树立了良好的教育理念，一直节衣缩食，供子女去更好的学校学习。孩子们没有辜负父母的付出，有5个上了大学。

　　尽管时间已流逝，但日本侵华带来的惨痛记忆依然历历在目。从那时起，建设祖国的信念便如同一颗小小的种子埋藏在了何国钟内心，成为他后续在科研道路上“摸爬滚打”前进的原动力。

　　1951年，毕业于广州培正中学的何国钟参加全国首次统一高考，并且顺利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工系。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何国钟积极探索自己感兴趣的科研方向。时间的指针又拨过了两年，由于全国院系调整，何国钟进入北京石油学院炼厂机械系学习。

　　学习期间，他认识到新中国的石油生产是个难题，而炼厂机械这一专业能发挥很大作用。在毕业分配填报志愿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就写下了“兰州炼油厂”这几个字，决心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奉献自己。

　　但是，何国钟的愿望却没有实现。他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1961年更名为大连化物所）。

　　大国：一寸赤心只为报国

　　从南方小镇到北方海滨城市，何国钟一刻也没闲着。

　　上世纪50年代，他担任“石油重残油流态化焦化的小型密相输送的双容器反应装置研究”项目负责人。然而该实验所需的原材料匮乏、设备短缺，研究一时陷入了僵局。

　　如何才能获得实验所需的焦炭粉粒？何国钟和团队想到了最原始的方法。

　　他们将两吨大油焦块粉碎后，通过手工方式一点点过筛，终于得到了合格的焦炭粉粒。有了原料后，实验变得顺利起来。经过几年日以继夜的奋斗，何国钟团队在中国首先研制出固体粒子密相输送小型流态化双反应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还没松一口气，何国钟立刻又被抽调到了另一个工作组。

　　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大连化物所开展了火箭发动机燃烧实验与理论研究。何国钟为了国家需求，从石油炼化机械方向转到火箭研制方向，参与筹建火箭高能燃料试车台的工作。

　　当时工作刚刚起步，相关参考文献十分匮乏。有一次，何国钟好不容易发现了一篇有关推进剂点火延迟期的文献，看起来却仿佛“天书”，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法文。何国钟并没有沮丧，立马挤出零散时间学习法语，终于大致理解了文献框架。

　　火箭研究除了基础文字资料外，现场实验部分也十分重要。何国钟又担任了火箭燃烧试车实验的现场负责人。

　　火箭燃烧试车是非常危险的实验项目，何国钟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做一次。除了文章开头提到的经历外，每次试车后产生的废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人员的健康。但为了改进火箭燃烧性能，他和实验人员一起留在现场观察、监测。

　　几年后，何国钟和团队终于在火箭燃烧的稳定性、完全性、均匀性三方面达到预期指标。

　　时间转眼来到70年代，大连化物所也有了新的安排——何国钟又一次“转行”，进入化学仪器领域，从事研制燃烧驱动超音速连续波氟化氢化学激光器。

　　激光器实验必须使用易燃易爆且毒性很大的化学试剂，而强红外激光的散射还会对眼睛造成损伤。为了获得实验数据，何国钟每次都站在激光器旁边，紧紧盯住开始冒烟的瞬间并按动计时器。这样的实验每天要做近10次，但何国钟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

　　就这样，何国钟带领着课题组又一次冒着危险突破瓶颈，掌握了超音速连续波氟化氢化学激光器的出光机制，最终在国内首先研制出千瓦级燃烧驱动连续波氟化氢（氘）化学激光器。其成果“燃烧驱动连续波HF（DF）强化学激光器”于1979年获国防科委重大成果二等奖。

　　1978年，何国钟负责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室的筹建和准备工作。他深知基础研究是高新技术的源泉，遂全身心投入研究室建设中，并于1990年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后，担任首届主任。1992年3月，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重点实验室的规模、技术水平以及综合能力均达到了国际上同类著名实验室水平，已成为我国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的基地，具备了向国内外学者开放的条件”。

　　家国：“知足不辱”是人生底色

　　一系列重量级科研成果和奖项，是对何国钟全身心投入科研、忘我奉献的有力回馈，也让他在国内外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这么多年来，何国钟也有埋藏在心底很深的“刺”。

　　大学毕业后，何国钟整整24年都没有回家，家里也联系不到他，只是每个月能收到他寄的钱。家人后来才知道，原来何国钟一直从事国防相关保密工作。父母去世时，他正在国外工作，没能赶回来送最后一程。每每想到此，何国钟都会陷入长久的沉默。

　　一直以来，何国钟都认为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家庭的影响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他视“知足不辱”为人生底色，将自省奉为圭臬，要求自己处世谦虚。

　　何国钟在一次报告中阐述了对“知足”的理解：“要知足地对待名和利。如果仅仅为了名利而跟风式地做研究，缺乏自主创新，做出的成果也不会具备很大的科研价值。相反，如果做科研的目的是出于对科学问题的好奇心，辅以热情和创造力，往往能做出有价值的科学成果。”

　　他一直奉行着一个理念——以诚待人，对领导、同事、学生一视同仁。

　　“何老师在日常生活中非常谦逊，他曾说过‘谁会谁就是老师’。”与何国钟在同一研究组共事20余年的刘建勇说，“如果学生有些观点他不是很清楚，就立马请教学生，不会放不下架子。”

　　1987年至1998年间，何国钟和团队共同取得“分子束和激光束反应动态学研究”成果，并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作为室主任及课题组长的何国钟认为这是集体努力的结晶，因此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获奖名单的最后。

　　何国钟在生活中十分节俭。刘建勇回忆起第一次见到何国钟时，他身穿一件蓝色夹克衫，笑着欢迎自己，而这件夹克衫一穿就是20多年。

　　这样一个简朴谦逊的人，却为整个研究组撑起了一方天地。他经常放手让学生大胆实践，并且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和需要，让学生出国深造。

　　何国钟退居二线后，将研究组长的重任交给了“弟子”韩克利研究员。他对学生非常信任，让韩克利大胆放手去做，但他也没有“撒手不管”，而是默默关心，给予研究团队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何国钟80多岁时，人们经常看见他参加报告时拿着相机拍摄。“他是怕自己跟不上，有些观点当场吸收不了，就记录下每一条学术观点，回去再慢慢思考。”刘建勇解释道。

　　何国钟谦逊、温和、宽容的风格在研究组代代相传，成为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觉得我们团队也是这样。”刘建勇说。

　　“对自己的工作成果除了知足外，也要知不足。知不足者才能更谦虚、更勤奋；对待国家任务和工作，要努力作贡献而不为人后，但是最后成功者，不必是我。”何国钟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