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学期期末的电磁场理论课，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苏东林都会被自己的学生感动一番。

这份感动源自她收到的一张张小字条。字条上，学生们用各不相同的字迹写着：“学完这门课后，我想干电磁了！”“以后，我要把电磁作为我终身的追求！”……

字条上的“电磁”二字，是指苏东林毕生的科研追求——电磁学。作为我国电磁兼容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苏东林不但一手创立了国内首个“电磁兼容与电磁环境”学科，更在北航为本科生讲授了30多年的“电磁场理论”课。

这是一门以“老师难教、学生难学”著称的基础理论课，内容抽象难懂。然而在学生“逃课”并不新鲜的大学校园，苏东林这门课的学生缺勤率却几乎为零，更有学生最终改变志向，毫不犹豫地投身国防科研一线。

她是怎么做到的？

苏东林  受访者供图

抓“逃课”的院士

苏东林让学生写字条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让他们“表志向”，而是出于一个再实际不过的用处——课堂签到。

在高校，课堂签到几乎是每名老师都会做的事情。通常形式是老师挨个儿念学生的名字，学生答“到”。苏东林却不是这样——她会准备很多小字条，字条上除预留学生填写姓名和学号的位置外，还会写一个小问题。

“不是考试题目，而是诸如你对电磁场有什么理解、你在生活中是否接触过电磁的相关问题，或者干脆让学生写一下这堂课的感受。学生在课上简单作答，课后交给苏老师。”曾做过苏东林学生的北航前沿科学技术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冰说。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必占用课堂时间，就可以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学生的疑问也能及时得到解答。但苏东林却要为此付出更多精力，因为她的一堂课可能会有三四百名学生。

不过，苏东林对此却显得很从容。除自己查看这些字条外，她还要求研究生参与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中。

身为导师的苏东林，一直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参与本科教学，还不断告诫他们：“当你是学生时，作业错了还可以修改，甚至反复修改都没问题，但成为一名‘教辅’后，如果你没有把正确概念告诉学生，以后就很难‘救’回来了。”

正如苏东林所说：“我更希望将其作为培养研究生职业道德的训练环节。”

不过，她也有“不从容”的时候，比如真的发现有学生缺课了。

按照北航的规定，一名学生无故缺席3节课，便不能参加该门课程的期末考试。而苏东林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她的课上。一旦发现有学生旷课，她就会发动身边所有人，从班长到助教、班主任、辅导员，甚至学院副书记、副院长……直到找到这名学生。

在此过程中，苏东林见识了以各种“奇葩”理由缺课的学生——有学生家庭困难买不起电脑，就趁室友白天上课时，借别人的电脑玩游戏；有学生仅仅是因为白天睡不醒便不想去上课……但无论如何解释，只要理由不正当，最终都会被苏东林“拎”回教室。

苏东林清楚地记得，在课堂上，她曾发现一名无故缺课的学生。向教务处询问，她才知道该生曾是某县的高考“状元”。但他由于沉溺游戏常常缺课，几乎到了要退学的地步。

“咱们一个都不能少。”眼见这样一棵“好苗子”可能被毁掉，她赶忙通知学生的班主任、辅导员……直至将学生的情况告知学生家长。

备受震惊的家长为了挽救学生，辞职来到北京陪读，晚上看着学生睡觉，白天盯着他到教室……直到学生的妈妈突发心脏病，这名学生才如梦初醒，下决心好好学习。

为了帮他追上落下的课程，苏东林又和其他老师一起，给这名学生“开小灶”、补功课，直到这名学生通过考试，顺利毕业。

让社会少一个“抱怨者”多一个“建设者”

对学生按时上课如此看重，苏东林用心良苦。

“我一直有一份朴素的感情，就是作为老师，不能让社会多一个‘抱怨者’，而是要让社会多一个‘建设者’。”她说。

多年前，曾有一名学生因成绩太差而面临退学。得知情况的家长赶到学校，跪在老师面前苦苦哀求，希望能给学生一次机会。这一幕恰巧被经过的苏东林看到。

多年来，那个长跪于地的学生家长让苏东林始终难以忘怀。

“当时我就在想，相比于家长，学生对老师，特别是对专业课老师的崇拜感要强烈得多。”在苏东林上学时，哪怕某位老师的字写得好看一些，学生的笔记都会规整很多。

“既然如此，我们作为老师，是可以影响和教育这些学生的，就像当初老师教育我们那样。”她说，“能考入北航的孩子都不简单，如果不能毕业，他们只能成为社会的抱怨者，甚至他们的家庭都会是如此。这将是我们的失职。”

但是，如何才能避免呢？

“他至少得先来课堂上课吧？只要他能来上课，我就有办法让他喜欢我的课。”

李冰能感受到苏东林说这句话的底气。在他的印象中，以抽象、难教著称的“电磁场理论”课，在苏老师的课堂上总是充满新鲜感。

“她还在课上教过我们折纸。”李冰回忆说。那是某堂课上，为了让学生体会语言表述的严谨性在工程中的重要作用，苏东林让学生们闭上眼睛，根据她的口述折纸。其间，她会有意在某几个步骤的表述中略加含糊，这致使虽然她的大部分表述都清晰、明确，但仅仅因为这几处含糊，学生们折出的作品就五花八门。

这堂“折纸课”让李冰至今记忆犹新。

让李冰印象深刻的，还有苏东林特别喜欢用比喻。比如，在说到电磁学原理课程的重要性时，她告诉学生们，这门课就像如来佛的手掌心，那些具体的科学研究就像孙悟空，无论翻多少个跟头，都永远逃不出电磁学原理的“手掌心”。

再比如，在讲解电磁学中“电阻”“电抗”“共轭”等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时，她告诉学生们，如果将电路里的电流比作水管里的水流，水管的横截面可以简单理解为“电阻”；当水管被斜切了一刀，倾斜的横截面可以看成“电抗”；如果将两根这样的水管接到一起，需要将其中一根水管旋转180度，这个旋转的角度可以简单理解为“共轭”。

……

“这些比喻都是我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一点点摸索出来的。”苏东林说。

作为院士，苏东林的科研工作之繁重自不必说，但从教30多年来，她从未将上一年的教案直接拿来讲授。在她的电脑文件夹里，每节课都有不同版本的PPT，因为“要根据最新的科研进展、结合最前沿的科学技术，不断更新授课内容”。

正是在这样一次次形象的比喻、一个个鲜活的事例中，学生们慢慢理解了电磁科学对于国家的重要价值、体会到了看似枯燥乏味的电磁学有着何等魅力。于是，当苏东林在每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上发下小字条，学生们就会用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语，回报她一个学期的默默付出。

看到这些，李冰感叹：“已经在科研领域取得那么多成绩，苏老师对教学的这份感情是从何而来的？”

从“小老师”到“大老师”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几十年前说起。

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化工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一位老师正专心致志地讲授着数学课程。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一个小姑娘将他讲课的身影牢牢记在心里。她便是童年时代的苏东林，那位老师正是她的父亲。

苏东林祖籍山东莱芜。作为当地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状元”，父亲在南开大学读到大三时，便提前毕业，到刚刚成立的塘沽化工学校教书。该校后迁至北京，改名北京化工学校。不过自始至终，父亲都没有离开过讲台。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苏东林从小就对教师这个职业充满了亲近和崇敬，“总觉得父亲在黑板上写板书的样子特别帅”。

没过多久，苏东林也成了一名“小老师”。

那段时间，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苏东林的同学常常缺课，这使得作为班长的她承担了给同学补课的任务。

“当时补得最多的就是数学。”苏东林说，那种站在讲台上帮助同学、看他们考试成绩提高的感觉，让她第一次有了作为教师的“成就感”，也让年幼的她对数学和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份兴趣一路激励着苏东林刻苦学习，最终考入北航，拿下学士和硕士学位。

面临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时，苏东林毫不犹豫地留校，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老师。

“这就像是一种传承，父亲就像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最终，这也成了我的愿望。”她说。

然而，当好一支“蜡烛”不是件容易的事。初登讲台的她，遇到了教师生涯中需要攻克的第一个难题——写教案。

在电脑备课早已稀松平常的今天，苏东林依然保留着一叠厚厚的教案纸。“那时候，教案纸由学校发放，我们需要按标准格式写教案，老教师要检查你的教案能否确保课堂教学质量。”

在这个过程中，前辈教师向她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一张白纸上，你能不能一次就画上正确的符号，并且让同学们记一辈子？

“当你写一本书稿时，大可以翻来覆去地重写。但对于学生，第一印象往往最容易记住，第一次教授的知识也最容易记一辈子。如果开始就记错了，便很难彻底纠正。”她说，换句话说，你要在学生刚接触知识时就给他一个准确概念，而不是把一个模糊的概念反复擦擦写写。

除了对待知识的严谨外，前辈老师交给苏东林的第二个宝贵经验是如何让学生听懂课。

苏东林记得上大学时，由于受条件所限，无法用电脑模拟电磁场的形态，老师们便自己动手，将铁丝做成简陋的教具，把“电磁场”直观呈现在他们眼前。

“老师们会想尽办法让我们听懂课程。”她说，“这个过程中，他们投入的情感和付出的精力，作为学生的我们是能感受到的。当我成为老师后，也希望能像他们一样给我的学生们授课。”

在授课中大量使用比喻，就是她在模仿前辈教师的过程中探索出的“新办法”。

如今，每当苏东林在教学楼的走廊里，看到老师在台上讲课，学生在台下走神儿甚至看手机时，都不免有些难过。“我觉得这是老师的不认真。老师不能仅让学生坐在教室，还要让所有人都能‘跟着走’，让他们知道你在讲什么，否则上课还有什么意义？”

不易察觉的“良苦用心”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苏东林，李冰想到的是“大家长”。

“大家长”做事要发挥带头作用。在李冰眼中，做起科研，苏东林的勤奋程度甚至超过课题组里的小年轻，“熬通宵”是家常便饭；在帮助其他项目组攻关时，她付出的努力和精力甚至超过课题组负责人……

所谓言传身教，这样的劲头自然影响到了学生。李冰告诉《中国科学报》，在苏老师身边这些年，他们几乎没有休过寒暑假，不是苏老师不让他们休，而是“在这种氛围下，大家已经养成了这样的工作方式”。

“大家长”还要给身边的人“立规矩”。在这方面，苏东林更是典范，特别是对自己的研究生，有些要求甚至“管得过宽”。

比如，她曾规定只要是读她的博士生，就不许再向家里伸手要钱。

“苏老师当然不会真去查我们的账，但我们明白她的良苦用心。一方面，我们有科研绩效，只要不铺张浪费，足以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她是想让我们意识到父母挣钱不容易，同时激励我们自立自强。”李冰说。

苏东林的良苦用心体现在很多不易察觉的地方。

比如，她要求自己的研究生要有一个固定的工位，在工位上要摆一个桌签。桌签上除写名字外，如果是党员，就要在名字下画一枚党徽；如果是团员，就要画一枚团徽；如果两者都不是，就画一面国旗……

她有名博士生，学术水平很不错，但志不在科研。对此，苏东林什么也没说，只是在3个月前，将他安排到国内某重要科研机构做一名实习生。趁出差的机会，苏东林和这名实习的博士生见了个面。学生见面就说：“苏老师，我想留在这里，我想让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科技力量更强一点儿！”

从教30多年来，苏东林先后培养出数十名博士研究生，其中95%的学生都自愿去了国防科研一线。

苏东林挂念这些学生，会让他们不时回来看看，“充充能量”。她还建了一个毕业学生的微信群，大家在群里互通有无，交流感情。身为北航电磁兼容技术研究所所长的苏东林，还写过一首“所歌”，把歌词放到群里，让学生们讨论、修改。歌词确定后，苏东林专门请人给其谱上了曲子。

苏东林点开手机，昂扬的旋律在小小的办公室里回荡——

“我们是电磁团队的一员，赤子之心，历久弥坚，自主创新，问题导向，电磁强国在呼唤！

“我们是电磁团队的一员，电磁安全，重任在肩，矢志不渝，敢为人先，电磁之魂永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