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写给6位科学家的信。

▲钱学森在家中。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李思辉 倪思洁 韩扬眉

今天是“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逝世14周年纪念日。钱学森先生离开我们14年了，但他留下的“钱学森之问”依然在科学家、教育家的反思与讨论中常被提及。

近期，网上流传着一封钱学森的亲笔信。落款为“钱学森”的写信人在信中提到，1995年元旦刚过，他读完《中国科学报》的一组系列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对中国科学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深感担忧。

有学者将这封信视为探究“钱学森之问”本质的源头。这封信究竟是否属实？其来龙去脉如何？对当下有何启示？《中国科学报》对此进行了求证和采访。

确有其事

“这的确是钱学森的亲笔信。”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吕成冬在考证原始材料、比对相关文献后认为，1995年1月2日，钱学森的确给王寿云等6位学者写过这样一封信。

钱学森在信中写道：

元旦刚过，我就给诸位写这封信，这是因为我读了《中国科学报》去年12月26日4版上几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1周年的“毛泽东与科学”研讨会的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毛主席要我们创新，我们做到了吗？

……

但是今天呢？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有重要创新吗？诸位比我知道得更多。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

我们这个小集体，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

吕成冬介绍，钱学森晚年每天的“必修课”之一就是通过阅读主流报纸获取最新知识和前沿信息，其中自然就包括《中国科学报》。1994年12月26日，《中国科学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毛泽东与科学”研讨会，并在第4版刊载了会上的部分发言稿。

读完这组文章后，钱学森“久久不能平静”。1995年1月2日，他给6位学者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剪报复印件。这6位学者分别是王寿云、于景元、戴汝为、汪成为、钱学敏、涂元季，是钱学森晚年时期在研究系统科学过程中组织起来的学术团队的成员，他们来自数学、力学、哲学、物理等不同专业领域，在钱学森的组织和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跨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

按照《晴耕科研，雨读金庸：从武侠世界看学术人生》一书作者徐鑫的指引，记者在《钱学森现代军事科学思想》一书中找到了这封信的图片插页（第176~177页）。该书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糜振玉。

“可以看出，《中国科学报》那组系列文章刊发后，钱学森先生看得很认真，他还特意在报纸上的一些地方用红笔做了标注。”吕成冬说。

一脉相承

“这组文章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国科学报社原常务副总编李士告诉记者。

1993年，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时，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时任院长田夫、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和李士都感觉“社会上对毛主席科学思想的梳理，特别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论述的梳理，有点单薄”。于是，三人有了一个共同的想法——希望通过组织研讨会的方式，学习和弘扬毛泽东的科学思想。

这一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与中国科学报社联合组织了一场小型研讨会。会后，意犹未尽的参会者又形成了一个共识——在毛主席诞辰101周年前夕举办第二届“毛泽东与科学”研讨会。

经过为期一年的筹备，第二届“毛泽东与科学”研讨会如期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开，会场座无虚席，来自科技、教育、管理和新闻界的上百位院士专家围坐在一起，共同讨论毛泽东科学思想对当下的启示。

李士回忆，当时，毛泽东的秘书林克介绍了毛泽东的一些科学思想和对科技事业发展的论述。其中，“创新”与“创新人才培养”成为大家讨论较多的话题。

《中国科学报》于当年12月26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有关此次会议的消息，并在第4版刊发了孔令华、林克、田夫、李士的发言稿。没过多久，李士便收到了一封钱学森寄来的信。

李士回忆，钱学森在信中大致提到了两点：一是《中国科学报》关于学习和弘扬毛主席科学思想的报道，以及关于创新精神培育和创新人才培养的报道非常好；二是希望《中国科学报》加强对科技创新问题和创新人才后续问题的报道。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此前在一篇探究“钱学森之问”源头的文章中，援引了钱学森写给6位学者的这封信。他分析认为，这封信写于中国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或“以市场换技术”的高潮期，钱学森认为中国能够创新而且必须创新，不能对外国科学技术亦步亦趋。

“为什么中国的一些大学不能按照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其实，钱学森在这封亲笔信中已经给出答案：‘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换句话说，原因在于中国的一些大学变成了跟随型大学，不敢原创、不愿坐冷板凳，甚至不敢进取，只是跟随外国大学的研究和理论立课题。”路风表示。

徐鑫则在其著作中，直截了当地把钱学森写给6位学者的信列为“钱学森之问”的源头。他认为，1995年钱学森写的这封信与10年后他在病榻上提出的“杰出人才培养之问”一脉相承，体现了钱学森对这一问题持久而深入的思考。

如何破解

“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培养创新人才，中国的大学必须蹚出自己的路来！”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说。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钱学森写给6位学者的信以及后来的“钱学森之问”，对于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张平文表示，科技自立自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领军人才、拔尖创新人才，要注重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他认为，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目前最困难、最急迫的任务就是营造更加优越的学术环境——基础研究具有耗时长、风险高的特点，基础学科要靠“养”，需要长期培育、坚持方可见成效。

张平文呼吁，我国应在政策上对基础学科人才更加包容和信任，建立长周期考核、多元化考核的机制，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允许研究人员有更长时间、更大空间去探索。

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历史的眼光看，当年令钱学森“久久不能平静”的创新能力不足、盲目迷信外国的问题，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破解方向，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余淼杰分析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实力实现大幅跃升，但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仍有一系列待解的“卡脖子”问题。

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需要持续深化改革，做好“加减乘除”。做“加法”就是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倾斜资源、加大投入、集中力量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壁垒；做“减法”就是进一步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把他们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做“乘法”就是大力弘扬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创新精神，引导广大科研工作者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科技报国；做“除法”就是继续改革科研考核评价体系，大刀阔斧“破五唯”。通过“加减乘除”，激发科研人员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营造自立自强自信的科研氛围。

“虽然‘钱学森之问’已经提出很多年，钱学森给6位学者写亲笔信的时代背景也与今天大不相同，但他提出的创新能力问题、人才培养问题，在当下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集中反映出我国教育中的某些弊端，应该引起深刻反思。”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说。

从人才成长的链条和环节来看，周洪宇认为，好奇心和想象力是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中特别容易被忽视的。他认为，破解“钱学森之问”，在基础教育阶段，重点是要用心培养和呵护孩子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因为它们才是未来创造力的源泉。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表示，第二次科技革命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尖端科学技术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中国科学家一度处于学习和“跟跑”阶段，在一些领域重引进、轻消化，“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不时出现，但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胡敏分析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自立自强提出了一系列经典论断。从“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系列重要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智和清醒，这种理智和清醒应该成为中国科学界、教育界的基本共识。

随着中国科学家在越来越多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中国的科学家、教育家必将更加自信从容。

“当然，自立自强自信并非故步自封，关起门来搞创新。”胡敏认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高水平开放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把这个关系处理好，那个令钱学森先生‘久久不能平静’的问题就有望得到解决。”

（本报记者王昊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