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国际公认的原尾虫研究权威专家、中国土壤动物学的奠基人、我国鱼类寄生虫和鱼病研究的开拓者。

　　她先后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多个奖项。

　　她就是河北籍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昆虫学家尹文英。

　　2023年12月28日，尹文英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斯人已逝，但尹文英为我国科学事业所作的贡献和她淡泊名利、潜心治学的精神，却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尹文英在实验室做研究。图片由“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办公室提供

　　学生时代立志科学报国

　　2024年1月2日，邢台市平乡县第一中学的一间教室内，初三鸿志班师生正在进行一场“传承伟志，启迪慧思——‘对话’科学泰斗，缅怀尹文英先生伟大科学精神”主题阅读交流活动。

　　5天前的2023年12月28日，河北平乡籍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昆虫学家尹文英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谁说女子不如男？立志要做有大学问的人。”

　　“要学会另辟蹊径，勇于开拓创新。”

　　…………

　　在交流活动中，尹文英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科学报国志向，深深地感染着同学们。而尹文英传奇人生的起点，就在平乡一中东南方向仅3公里处的平乡县大时村。

　　1922年，尹文英出生在平乡县大时村。她的父亲尹赞勋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在尹文英还不满一岁时，尹赞勋赴法国留学。尹赞勋留学期间，尹文英的母亲每天忙于家务和生计，没有过多时间照顾小孩，这让尹文英得以在毫无约束的环境中长大。她热爱大自然，性格活泼善良。

　　直到尹文英6岁那年，父亲才留学归来，这是尹文英第一次对父亲有直观的印象和记忆。在尹文英生前回忆里，归国后的父亲在言行和思想方面对她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父亲回国前，尹文英一直处于“放养”状态，几乎没读过任何书。尹赞勋主张男女平等，认为女孩子也应当和男孩子一样读书，去开拓自己的前程，于是把尹文英送到了私塾读书。

　　由于尹赞勋的工作地点经常变动，尹文英也跟着辗转各地。1931年，父亲把9岁的尹文英接到北京。到北京后，尹文英插班进入北京第二小学读书，学习和生活逐渐稳定下来。

　　由于之前受的都是传统私塾教育，与北京的学校教育大不相同，尹文英有部分课程跟不上进度，父亲不仅经常鼓励她，还通过自己的言行影响着她。在父亲的帮助下，尹文英慢慢追赶上了同学们的学习进度。1934年，尹文英考入北平华光女子中学。

　　在北京学习、生活的几年时间，尹文英心中的爱国种子开始萌发。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尹文英这样写道：“由于当时我们科学技术落后，日本侵略者蠢蠢欲动，欺压百姓，倾销日货，我也随着学校组织的学生宣传队多次到街头宣传爱我中华，抵制日货。那时便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爱国、强国的思想。”

　　1936年春，尹赞勋调到南京工作，尹文英也转学至南京。仅1年多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南京市区遭到日本飞机日夜不停的轰炸，尹文英被迫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此后两年时间里，尹文英一家先后辗转安庆、南昌、安源、泰和、桂林、贵阳等地。直到1939年秋，定居重庆的尹文英才进入四川合川国立第二中学女中分校，重新开始了学业。

　　在尹文英的生前自述中，她过去比较顽皮、好动，在学习上也不太用功。但抗战爆发后两年多的“颠沛流离”，让她深深体会到，“只有国家强盛起来，才能免受列强的侵略，而国家要强盛首先要发展科学技术。”

　　此后，尹文英一改之前的学习态度，开始发愤图强，并立下科学报国的志向。直到晚年，尹文英依然清楚记得自己19岁时参加比赛写的一篇获奖作文——《只有科学才能救中国》。

　　1943年，尹文英以优异的成绩从国立第二中学毕业，并顺利考入已从南京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

　　在选择大学专业时，尹文英首先想到的是地学。除受父亲影响外，选择地学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报地质或矿产系，将来可能找到贵重的资源贡献给国家。”

　　后来，由于地学专业不收女生，加上当时学校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欧阳翥教授的推荐，尹文英进入生物系学习。

　　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校舍简陋，但对教学质量要求极其严格。尽管条件艰苦，尹文英始终勤奋好学。抗战胜利后，她和同学们经历千难万险回到南京，在中央大学的生物大楼完成了最后一年大学学业，为未来从事生物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实现我国原尾虫研究从0到1的突破

　　“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国际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尹文英辉煌的科研生涯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原尾虫系统分类研究。她的这项成果，实现了我国原尾虫研究从0到1的突破。

　　尹文英是怎样和原尾虫结缘的呢？

　　1963年，因工作变动，41岁的尹文英从武汉调到上海。那年夏天，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要前往浙江天目山进行常规性昆虫采集调查，尹文英应所长杨平澜之邀一同前往。

　　一天，尹文英经过一阶段的昆虫采集工作后，坐在一棵树下休息。她随手翻开一块石头，发现了一些“小白点似的虫子”并随手采集了回来。通过与实验室现存标本作对比，尹文英确认，这种白色的小虫子是原尾虫。

　　原尾虫，一种非常微小的昆虫，长度只有几毫米，像一个两头尖的香烟。它没有触角，没有眼睛，也没有翅膀，只有一对假眼。原尾虫胸部和腹部各有三对角，腹部有12节，生活在土壤里，所以不容易被发现。此前，国内原尾虫研究一直处于空白。

　　那次意外发现后，尹文英便留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继续原尾虫研究，她的科研之路也正式转向了昆虫学领域。

　　为了对我国原尾虫进行进一步的系统性研究，尹文英和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跋山涉水，走遍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多个省份进行采集调查。

　　终于，在1965年，尹文英首次发现了一种形态独特的原尾虫——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也是原尾目的第四个科。

　　这一发现引起了国际同行们的极大兴趣，他们认为这是自1907年人类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又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蚖科写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尽管这是一个学术界公认的里程碑式的成果，但华蚖科在原尾虫系统分类中的地位如何，华蚖科与其他已知科的亲缘关系又是怎样的，不同学者对此看法迥异。于是，一场学术争论开始了。

　　“尹女士，请再仔细看看，你会同意我的看法。”

　　“您知道，图格森先生，华蚖是很特别的，我有充分的理由坚持我的意见。”

　　这是发生在尹文英和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原尾虫分类研究权威专家图格森之间的一场对话。1979年，尹文英访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动物博物馆期间，两人几乎天天见面，一见面就争论。

　　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国原尾虫学家们都以图格森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为准，然而尹文英的新发现打破了固有体系。当时，虽然图格森也认为华蚖与已知原尾虫都不相同，无法纳入他在1964年确立的原尾目分类系统，但他坚决不同意尹文英提出的把华蚖归属于古蚖亚目的主张。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尹文英克服重重困难，自1980年开始，与意大利锡耶纳大学进化生物学研究所、超微结构和系统演化实验室教授达莱合作，开始了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之后10年，他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先后对8科、16属、20多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的观察和比较。发现它们无论是外形上还是结构上都极富多样性，从而揭示了原尾虫精子的进化路线，验证和完善了原尾虫的分类体系及各类群间的系统发生关系。

　　在一系列研究结果的支撑下，尹文英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认为无气管系统的蚖亚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

　　尹文英将当时世界上已知属、种重新分群，建立了与图格森完全不同的原尾虫分类体系，包括2亚目、8科和17亚科的新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所采用，成为原尾虫分类学研究的新里程碑。

　　尹文英在原尾虫系统分类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杰出成就，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为我国原尾虫研究走在世界前沿作出了卓越贡献。1986年，尹文英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直到2002年，80岁高龄的尹文英还主持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生六足动物高级阶元系统演化与分类地位的研究”。用她自己的话说，“这类只有1毫米长的细长小虫，过去在我国没有记载过，后来这些微小的虫子竟成了陪伴我后半生的可爱伙伴。”

　　研究方向和国家需要紧密相关

　　“党把我们当作国家主人，号召我们向现代化进军……我们这些战士还不奋力地战斗吗？”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一大批老科学家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出席了这次大会的尹文英回到单位后，详细回顾了会议经过，并认真整理出两页手稿。

　　在手稿最后，尹文英有感而发：“新的长征开始了！”

　　除原尾虫系统分类研究外，在尹文英的科研长征中，还有两项不能忽略的开拓性成果——鱼病防治研究和土壤动物学研究。这两项分属不同领域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和国家需要紧密相关。

　　尹文英从事鱼病防治研究的时间，要早于对原尾虫的研究。1947年，大学毕业的尹文英被分配到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跟随英国鱼类寄生虫学家史若兰在鱼类寄生虫研究组工作。

　　1949年上海解放后，动物研究所改制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尹文英转任水生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开始从事鱼类寄生虫和鱼病防治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百姓十分缺少蛋白质，大量饲养淡水鱼是增加蛋白质供应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在当时，国内池塘养鱼的死亡率很高，从鱼苗养到一斤多的重量，鱼的死亡率在50%左右，最高可达80%。

　　为此，中央在1950年发布了一部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要“防治鱼病”。尹文英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对此积极响应，在做了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后，她与4位同事被派往淡水鱼重要养殖区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

　　当时国内淡水养殖鱼以青鱼、草鱼、鲢鱼为主，与国外主要养殖鱼种完全不同，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工作难度很大。

　　但这激发了尹文英不服输的劲儿。她和同事经常披星戴月，赤脚穿梭在鱼塘中，分析不同鱼类的致病因素及发病规律。同时，他们还细致观察了当地养殖户的养殖习惯，并一一记录。面对当地养殖户的不信任，他们立下保证书：如果鱼死了，按照成鱼的价格进行赔偿。

　　尹文英和团队成员经过3年的辛苦付出，取得了突出成绩。通过对大量数据分析总结，他们先后总结出青鱼肠炎病、赤皮病等近20种鱼病的有效治疗及预防方法，并制定出一套有效的防病养鱼措施。

　　这套措施在当地试行后，鱼病防治成效显著。随后，在湖州市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这套鱼病防治措施很快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56年至1960年，尹文英团队又赴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进行鱼类相关工作的调查，积累了大量鱼类寄生虫的种类鉴定及多种鱼病相关资料，为后来我国“鱼病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提出科学为生产服务的宏伟目标。尹文英敏锐地发现，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耕地土壤及其生产力的维持，而土壤生物资源正是耕地土壤的“肥料厂”和环境污染的“清洁工”。

　　于是，在继续原尾虫研究的同时，她开始酝酿在中国开展土壤动物学研究。

　　尹文英联合国内外专家首次在我国开创了较大规模的、系统性的土壤动物学研究。此后10余年，他们跑遍我国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的7个不同地理区进行土壤动物的本底调查，编写出版了包含1400多属、涉及8个动物门的《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等5部专著，为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年少时埋下的科学报国的种子，是尹文英一生坚持不懈、努力工作的动力。从鱼病防治研究到土壤动物学研究，尹文英始终把国家需要放在第一位，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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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代院士最美传承

　　1983年，尹文英与父亲在北京。河北日报资料片

　　尹文英的父亲尹赞勋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是新中国第一批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作为我国古生物学、地层学的奠基人，尹赞勋对志留系研究的卓越成就，奠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在地质学界赢得了“尹志留”的科学尊称。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尹赞勋对中国的志留纪地层做过大量、详细的野外考察和室内研究。1937年，他自测剖面、自采标本，发表了关于云南施甸笔石化石的论著。40年代，他野外考察了滇西、川南、黔北的志留系地层和所产笔石化石，发表《中国南方志留纪地层划分与对比》，为中国南部志留系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1949年底，他发表的《华南志留系》是第一次对中国志留纪地层较全面的总结。1965年，他在澳大利亚访问时做了《志留纪之中国》的学术报告，该文在澳大利亚地质学会学报发表后，引发了国际关注。在1979年召开的古生物学会第十二次学术会议上，尹赞勋作《板块构造与志留纪古地理》专题报告，对我国志留系做了较全面、系统的创始性研究。

　　在尹文英的生前回忆里，父亲是“一个有大学问的人”，他的探索精神和爱国情怀，对尹文英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

　　年轻时，尹赞勋只要在假期外出采集标本，总会带上尹文英。虽然当时她并不能理解那些小石块中的奥秘，却从小养成了对大自然的兴趣和爱好，花、草、小虫子都成了她热爱的东西。

　　当时，尹赞勋的同事经常来访。在学习或讨论时，尹文英每次都会旁听，虽然听不懂，但她很喜欢这种“有学问”的氛围。战争年代，在父辈们执着于科学的思想影响下，尹文英立下了“科学救国”的志向。

　　尹赞勋经常对尹文英说一句话：“吃别人咬过的馍是不香的。”尹文英初次听到这话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才领悟到父亲说的是创新。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尹文英的科研之路，始终坚持创新、不断突破：

　　31岁，她深入田间鱼塘，用3年时间和团队总结出对近20种鱼病有效的治疗和防治措施，为我国鱼病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41岁，她从零开始接触原尾虫研究工作，先后在中国发现、记述原尾虫160多种，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的新概念，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实现了我国原尾虫研究从0到1的突破，让我国原尾虫研究走在世界前列；

　　63岁，她联合近百位专家学者，完成我国三个气候带和七大地理区的土壤动物多样性、变动规律及其在土壤物质循环中的作用，以及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等研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