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北部，海拔8200多米的卓奥友峰脚下，方精云一行人的调查观测工作结束了，准备启程下山。接下来，他们将对海拔5300-5600多米的坡地进行群落调查，以及连续3天2夜的小气象昼夜连续观测。

　　可进展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顺利。失眠、眼睛充血、鼻子流血、耳鸣恶心......每个人都有了高原反应。不过，他们坚持完成了所有工作，歇三步走一步，把各处气象观测仪器收了回来。

　　下山至5200米左右，方精云有点坚持不住了，一天之内肺水肿，脉搏一度每分钟跳到210次。5天后，他度过了危险。这一年是1991年，方精云32岁。

　　“那时您怕吗？”

　　“感觉非常奇妙，也不是那么害怕，其实休克之前脑子是非常清晰的。”让方精云有些遗憾的是，因为当年的肺水肿今后无法再登很高的山了。

　　但他从未停下脚步。30年来，方精云的脚步抵达世界两极，调查了国内几乎所有著名山地的森林，完成了国内三大草原地区的群落调查。

　　方精云引用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的名言：“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他又补充说，做植被研究的人也是如此，因为那里有植被，所以想搞清楚。

　　是选择，更是机遇

　　如果没有那两次选择，方精云说，自己可能不会有这样神奇的生命体验。

　　1978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安徽怀宁的一个农村，18岁的方精云显得格外兴奋，因为这可能是他实现愿望的唯一出路。

　　年少时期在农村的艰苦生活，方精云刻骨铭心：小学时便在田里作农活儿，吃不饱穿不暖、有病没处治是常有的事，爱读书却常常无书可读，好不容易找来一本必须得飞快看完，“因为很多人都排队等着呢”......那时，方精云没想过会上大学，心里只有两个很朴素的愿望：离开农村到城镇吃“商品粮”，让父母高兴、让家里风光。

　　距离高考还有半年时间，方精云被分到理科尖子班，他拼命学习，与同学们互学互考，那段日子虽然压力大，但愉快、难忘。

　　最终，方精云的高考分数远超当时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虽然他在重点院校栏里填报了国内最好的数学系，但最终还是被普通院校的安徽农学院（现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专业录取。这对他来说，也很满足，“毕业后能到一家木材厂工作也很好，那时，村里木材十分稀缺，谁家要是做木材的就非常风光。”

　　考上了大学，方精云的命运轨迹第一次转了弯。第二次，则让方精云的目标不再是木材厂，而是更广阔的学术天地。

　　进入大学的第3年，好消息再次传到了方精云的身边：应届毕业生可以考国内和公派出国的研究生。那时，影响一代人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也深深触动了方精云，“那个年代，科学家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成为科学家，是青年人最高的事业追求。”

　　当年公派出国留学的竞争比高考更激烈。方精云夜以继日地学习，外语几乎是从零开始，大学英语终考考了98分，为全校同年级最高。

　　得知自己可能成功录取出国研究生是在一次野外实习的闲聊中，一位老师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不得了，考取出国研究生了。”方精云的老师在旁边立马说道：“这个学生肯定是方精云。”

　　1983年秋，方精云在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和大连外国语学院进行了一年的培训后，来到了日本信州大学，从事森林生态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

　　机遇总是始料未及与方精云的命运相撞。上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迎来建交历史上的蜜月期，日本对中国留学生非常关心。在日本，方精云的导师每天抽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教他学习日语。周边老百姓对他们很是热情，方精云有时在做实验的途中收到他们送来的衣物或者食物。到了周末，老师、同学、周边与中国有往来的民众带着他们出去游玩，感受日本风情。

　　学术上，方精云看到了中外之间的差距，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思想。那时候，计算机还没有普及，他就手写完成了约20万字、长达300多页的硕士论文。从初稿到完稿，修改了4遍，写完后，手上起了厚厚的老茧，也练就了他非常好的日文写作水平。

　　“那时候学习有点过目不忘的感觉，觉得这一领域里就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20多岁的年纪，方精云时常梦中都在思考问题。导师身上严谨的科研态度和扎实的作风，更是对他产生了一生的影响。

　　“与其说选择，不如说是机遇。”谈及这两次人生转折，方精云说。

　　“学术研究我始终没赶‘时髦’”

　　“我并没有一开始对研究方向进行详细规划，而是根据存在的新问题，一步一步更深入一点。”方精云说。

　　1989年，方精云回国，来到了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干的第一件事是植物种群生态调查。他带着1000元所长基金，和向同事借来的1000元，背着背包，装上锅和干粮、罗盘和锤子等，与组里的几位年轻人一起，一头钻进原始森林开展调查，有时一待就是两三个月。

　　1991年，自然科学基金委给了他科研路上第一笔资助，一共3万元，这对当时的他来说“非常重要，能够继续开展工作。”

　　得到支持后的方精云卯足干劲，很快在1994年，他成为了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前后一共80万，这笔“巨款”改变了方精云的学术道路，他开启了植物生态学的研究之路。

　　植物多样性是他首先关心的问题，东起江浙，西达青藏和新疆，南至海南岛，北抵大小兴安岭，方精云对全国主要植被类型都进行了实地、定点监测,初步发现了我国植物多样性的地理分布规律，在此基础上完善和发展了生态学相关理论。

　　在植物多样性考察过程中，“森林碳汇”吸引了方精云。植物的光合产物或者有机碳在生态系统中如何运转和流动的？不同生态系统有机碳的积累和分解有何不同？碳汇是如何产生的？一些新问题让方精云投入到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研究中。

　　方精云成为了开拓者。后来，他作为领头人，联合全国近30所研究院所和高校的350多名科研人员，按照统一的实验设计和调查方法，对包括森林、草地、灌丛、农田在内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及其分布进行系统调查，调查样方17000多个、采集各类数据20万个，被认为是当今世界范围最大的野外调查。

　　这是一份“家底”摸查，通过这项研究，结合以往的积累，他们清晰地了解了中国植被生产力、碳收支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宏观格局，国土资源规划、保护与利用有了更可靠的科学依据，也产出了丰硕的理论成果，部分成果以7篇系列论文组成的专辑形式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这在国内和亚洲都是第一次。

　　在野外调查过程中，方精云很早便意识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数据测量不可能全部依靠脚步丈量，发展生态遥感势在必行。他发展了大尺度植被动态的研究方法，推动了我国生态遥感学科方向的发展。

　　野外，始终是方精云心中不可替代的实验室，“生态学在国外也叫‘野外生物学’，野外调查观测是必须的。”

　　可野外的工作犹如“探险”，雨季进山、在森林里迷路、过河险被激流冲走、与蚂蟥和蛇斗勇......永远不清楚下一个危险在哪里、是什么。方精云总是以一种朴实的职业精神看待这些，他并不觉得坚持下来是因为伟大，而是这份事业的性质就是如此，他反而爱上了路上的风景，“当时看起来很难的事情，最终都过来了，再回味便是非常有趣的。”

　　正是方精云和他的团队成员们持之以恒的努力，他们在生态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其中在《科学》《自然》《美国科学院院刊》期刊上发表19篇论文，国际引用量达52000余次。同时，他先后就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科技体制改革等问题向国家提交咨询报告7份，一些咨询建议已成为国家的政策。

　　“一路走来，国家科学基金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学术研究我始终没太赶‘时髦’，一直做着自己认为是生态学领域里的核心科学问题，这些后来大都成了大家都在做，以及国家很需要的事情。”在方精云看来，认准一件事儿，把它做好就足够了，也是重要的。

　　“我的学生，就是我最满意的成就”

　　方精云用“系统性”形容自己的科研成绩，把“最满意”这一形容词给了自己的学生。

　　工作起来，学生是怕方精云的。他非常严格，小到标点、注释等格式，大到数据使用，容不下半点马虎。尤其是要求数据不仅要真实，还要全面，有选择地使用数据就是学术不端，是绝不能容许的。

　　方精云对自己更严格。1997年，他从国外访学归来，担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先后独立讲授本科生和研究生的4门必修课，参与讲授研究生3门课，对待每门课，他都会根据每年科研最新成果与发现,较大幅度地调整讲义。白天上课，晚上在实验室，时常到深夜一两点才离开。

　　学生们无奈“吐槽”，“熬不过方老师。”

　　学生们成长最快的日子也大多在野外调查。在北大，方精云带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北京大学山地植物多样性研究计划，试图了解我国物种多样性的大尺度格局及其成因。每到6月中下旬，学校一结课，方精云和学生就开始打包行李，朝着一个山头驻扎下去，两三个月里，科学知识和思想与简餐美景一同浸入身心。

　　这个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计划实施了20多年，一大批植物生态学优秀人才成长起来。“我的学生中，有近20人先后成为国家级人才。”方精云自豪地说。

　　学术之外，同学们评价方精云“很义气”，他们一起吃饭、打乒乓球和羽毛球、跑步......像好友一般相处。

　　方精云尤其愿意与学生一起聊天，他很享受这个过程。多年来，他与学生在一起的时间几乎超过了与家人相处时间。

　　聊天时间常常是在晚饭后，“聊天可以是科研和学习上的话题，也可以聊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方精云希望多了解学生一些，知道学生想什么，才能更好地因材施教、因人选题。同时，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捕捉到一些有趣的科学问题。

　　后来行政工作多了，聊天时间少了，方精云觉得“很对不起学生”。

　　2010年，方精云受聘担任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长，6年里，他和同事们开展了包括研究所组织架构、人才人事、评价体系、体制机制、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全面改革，使得植物所很快成为中科院生命科学系统里最好的研究所之一。

　　2019年，近60岁的方精云接受了担任云南大学校长的邀请。这份“新工作”让他觉得有挑战的是，要从培养学生和科研中拿出更多时间和精力。

　　“但既然答应了，就要尽全力去做。”近4年来，方精云和云大的同事们从学科建设、学生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引进、以及制度建设等方方面面对云南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革成效为高教界和学术界有目共睹。在不少云南高校人士看来，方精云在推动办学思路、治校理念和办法举措的转变，不仅对云南大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也将成为云南高校未来发展的重要财富。

　　学生，仍是方精云最为关心的。对于学生，方精云始终不喜说教，在云南大学每年的毕业典礼上，他的发言总会字斟句酌，希望拿出最真挚最平实的语言。2019年的主题是勤奋实干才能成就自己，2020年他希望同学们做一个正直上进、不怕吃亏和懂得感恩的人，2021年他告诉同学们“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而在每次讲话最后，他都会真诚祝愿学生快乐、健康，祝愿“每一位同学都有一个光明幸福的未来”。

　　“走向社会，大多数同学都会是一个普通人，比起做多大成就，我内心更希望学生们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靠自己的努力为家庭、社会做贡献。”方精云说。

　　方精云作报告（受访者供图）

　　方精云在野外科考途中（受访者供图）

　　方精云在野外科考（受访者供图）

　　方精云在野外科考期间（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