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屏院士向青年科技工作者分享自己的科研人生。

　　学校供图

　　赵国屏院士在复旦大学求学期间。资料图片

　　■大家口述

　　·孔老夫子说四十而不惑。我博士毕业时觉得自己这把年纪了，虽然在美国也能混，但只是为自己混，回国的话还能够为国家做点儿事情，还能尽自己对父母的孝道，所以我一定要回国

　　·敢去做和坚持做，都不是为了“没有功劳有苦劳”，而是要把事情做成。怎么把事情做成？说到底要有本事。本事又是从哪里来？要认真学习

　　·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态度，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主任赵国屏的人生似乎总是慢了几拍：小学上了7年，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10年，直到30岁才考入大学，35岁留学美国，博士毕业时已届不惑之年，50岁又从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研究转向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基因组学……

　　赵国屏笑言自己“从没赢在起跑线上”。但一路并不“顺遂”的赵国屏成绩斐然：他参与了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组织团队实施了中国科学院“人类基因组和后基因组研究及重要疾病基因的开发利用”的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九五”特别支持项目，在人类孟德尔遗传病致病基因定位克隆方面打破了西方科学家的垄断，为中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占据一席之地作出了贡献。他在中国开创微生物基因组学研究，并以此为知识和技术支撑，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组织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解析SARS-CoV从动物传人发展到人传人的分子进化规律。2005年，赵国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肯定了他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

　　从赵国屏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路径多种多样。年轻人如何在看似“不利”的环境条件下，成功地穿越不同的人生阶段，最终成为对人类进步有贡献的科学人才，赵国屏“非典型”的人生或许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思考。

　　我出生在上海，是家里的老幺。三个姐姐分别学了医学、文学和工科，哥哥也是学工科的，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我小时候没少学各种各样的东西，只要是我爸妈能想到的，譬如国画、钢琴等，他们就带我去学；或者是我有兴趣的，譬如皮影戏等，我也自己报名去学。但我最大的毛病是没有一样东西能认认真真坚持下去，属于“一上来就会，一下子就扔”。

　　我小时候体育很差，听说收发电报也是体育运动项目，我就报名去学习。学了没多久，第一次测评时，老师就夸我学得不错，达到三级运动员标准了，我很得意，但马上又不学了。那个时候我父亲对我很担心，他说：“你长大以后怎么办，没有一样东西能坚持下去，将来连个安身立命的本事都没有。”

　　不过，我从小就对“活的东西”很感兴趣，特别是花花草草，还学着搞嫁接。我在家里养过鸡，还养过蜜蜂，每养一种动物我就找来相关养殖的书来看。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发生在我上初一的时候，那年我看到了上海《科学画报》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自确认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以及利用电子显微镜认识了细胞的亚细胞结构与功能之后，人类对生命本质认识的巨大进步。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了病毒，说这是一种在有生命和无生命边界上的生命。读到那里，我真是太激动了，反反复复不知道看了多少遍。随后，我就下了决心——这辈子就要做生命科学。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我12岁时的“志”就是要考北大，学生物。但是，我高中毕业时正值“文革”，上大学学生物是不可能了！我们67届高中生，当时毕业分配，有可能留在城里当工人。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在流水线上做工人，还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都不是我想过的日子。我还是想做生物。在那种形势下，如果想继续做生物，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农村，搞农业。

　　这样，1969年1月10日晚上，我搭乘第一列送“知识青年”去安徽淮北插队的火车离开上海，在蒙城县南芡河边又穷又落后的朱集村住了下来，而且一待就是10年。虽然条件艰苦，但我和我的同伴们，在那儿学到了为人最基本的一条道理——责任心，对自己、对社会（生产队）、对科学都要负责任。我们经过一年与全村农民的磨合，成功地把有公心、能吃苦、会干活、有代表性的优秀分子组建成了一个“有战斗力”的、团结的领导班子，从而也可能实行“科学种田”了！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在“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各个层次上，改变了当地农业的面貌。而我自己，也在农村这个“大学”里培养起了做科学的素养、态度和性格：譬如说，这一辈子第一次“教会”我做实验对照的老师，就是一个一字不识却很睿智的农民。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担任大队书记，所以没有报名参加，记得考试那天还正带领着民工修路。但不久，我的大队书记就被“免了”。我们生产队长劝我：“今后的农村和现在不一样，你能上大学就上大学吧！多学点儿本事，做我们农民做不了的事。”我听懂了，交代了生产队的工作，就回上海复习了。凭着较好的中学基础以及农村十年继续看书学习的积累，第二年我考进了复旦大学生物系。这时，我30岁——那是实实在在的“末班车”，下一年高考，就有了29岁的年龄限制。

　　大学毕业后，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焦瑞生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临考试前一天晚上，我们系总支书记给我打电话，说校党委讨论，要我留校，作为“双肩挑”的干部培养。我说：“我好不容易有一个专门学习生物的机会，还是让我再‘科班’一次，学得更扎实一些吧！”就这样，我考上了研究生，又被推荐参加了中美联合招生的CUSBEA考试，录取后去美国普渡大学念研究生，当时已经是35岁了。

　　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念书就靠认真，却不算太累。但是，我在普渡大学第一年上课，却真累得够受，甚至开始“害怕考试”。与在其他学校留学的同学交流，发现几乎没有像普渡大学教学考试那么紧那么难的！我去问一位很受尊敬的教授，他说：“哈佛这样的大学，招的是一流的学生，一流的学生是不用教的；我们招不到一流的学生，但我们和其他一般的大学不同，我们要把你们培养成一流的学生！”

　　我的导师带学生做研究的方法也很特别。刚进实验室，他让我做一个测中和抗体效价的实验，我自以为会做，但努力了一星期，误差就是很大。导师看了结果，竟然说：“OK，我们可以用这个数据。”我自己当然不满意，说周末再试，他也同意了。我又反复测了多次，误差还是很大！在最后失望放弃之前，我到图书馆找前人类似的实验对比，发现是我没有找对检测的“线性范围”所造成的“系统误差”。改正后，结果的误差就非常小了。导师非常高兴，他对我说：“我不是故意为难你，如果一开始我就把正确的做法告诉你，你很快就会忘记了。只有从自己的失败里总结出来的东西，才能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到第三年，我的各门考试都通过了，成了真正的“博士候选人”。导师让我去学一门叫作“生物化学过程中的有机化学反应机理”的课。我学有机化学就很累，还要我修这门课，我头都大了。但我的导师说：“这门课对你现在的科研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对你一辈子的事业可能会有用。”虽然我费了大劲去学也只得了一个B，但是20年后，我们所在引进一位从事有机生物化学的年青学者的时候，我总算是能听懂他的报告了。

　　研究生读到40岁，我还看不清科研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毕业。我在生日那天写道：“人生征途艰难路，半路恩怨向谁诉？青春梦里壮志多，中年白发知辛苦。”我用了7年，才获得博士学位，到第9个年头，我最终把相关成果写成三篇论文发表在了《生物化学杂志》（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上。这些文章放在今天的中国可能是被人看不起的。但几年后，有位耶鲁大学的教授看了我的简历，他说：“我发现你的研究生论文都只有两个作者。”这句话说出了一个我自己明白的基本内涵：我在真正意义上独立完成一个科研项目——独立提出科研课题，独立设计并完成实验，最后，独立完成论文写作。“我的大学”毕业了！从1969年到1993年，历时25年，我那时已经45岁了。

　　孔老夫子说四十而不惑。我博士毕业时觉得自己这把年纪了，虽然在美国也能混，但只是为自己混，回国的话还能够为国家做点儿事情，还能尽自己对父母的孝道，所以我一定要回国。

　　上个世纪末，我受命带领中国科学院团队参与中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这一年，我50岁，而且对人类基因组几乎一无所知。但我记得中学时读过的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它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基因组研究太重要了，中国科学家必须要做，我只能当仁不让，勇担重任。这是一件难事，但从农村到留学的经历锻炼了我锲而不舍的毅力，就是所谓“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当然，敢去做和坚持做，都不是为了“没有功劳有苦劳”，而是要把事情做成。怎么把事情做成？说到底要有本事。本事又是从哪里来？要认真学习。所以真的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当然，也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说，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唯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功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

　　我大学同寝室的同学大部分都在国外留过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今天还在科研一线的就只剩我一个了。其中一位同学在加拿大拿了博士学位，但在做博士后研究时，发现做科研不是他人生的“选择”，于是改行做生意，成了我们同学里最有钱的一个。我回国的时候他就说，赵国屏你不行，科研没有什么成果，钱也没有。后来，我当了院士，他说：“你还可以，因为你一辈子都在做你喜欢的事情，而且你做好了。”我其实很喜欢他说的实话，因为“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态度，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

　　（本报记者梁丹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