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昭

　　汪德昭(右二)在讲课。

　　1979年，汪德昭宣读国务院嘉奖令。

　　汪德昭（右）与中国科学院声学所马大猷（中）、应崇福两位院士做学术探讨。

　　中国科学院声学所供图

　　■本报记者倪思洁通讯员闫玮丽

　　“老柳啊，拿工作服来，我要做实验。”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的汪德昭对柳天明说。

　　那是1998年的最后几天。此时，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声学所）首任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德昭先生已在弥留之际。

　　“在哪儿呢？”柳天明问。

　　“就在那里。”汪德昭抬起手，指了指窗户。做着“实验”，我国国防水声事业奠基人汪德昭离开了人世，神色安详。

　　这一幕，柳天明永远也忘不了。他将此写进了汪德昭先生的传记——《汪德昭传》中。今年4月末，年过八旬的柳天明在《汪德昭传》的再版合同上签下名字。这本书里记录了汪德昭的一生和他对科学研究、实验技术的热情。

　　在决定传记再版时，柳天明和传记合作者、中国科学报社退休记者刘振坤有一个愿望：“希望先生传奇而灿烂的一生，能给世人以力量。”

　　“不愿当大官，只想搞科研”

　　《汪德昭传》里记录了汪德昭在1977年8月写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

　　信里，汪德昭讲出了心里话：“希望让我留在研究所工作，留在基层工作，恳请领导不要把我从科研一线调到海洋局当副局长。”

　　这封信的主题是请求立即恢复在“文革”时期被拆散的声学所，“把分散的力量再集中起来，形成拳头”。

　　1964年，为落实国家声学规划，满足国家迫切需要，经国务院时任副总理聂荣臻元帅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当时59岁的汪德昭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他为研究所定下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能在世界声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声学研究单位”。

　　信中，汪德昭阐述了声学这门学科的性质、任务、作用和国际上的发展情况，呼吁“形成一个有一定设备、相当基础、900多人的声学研究队伍，为研究声学基础理论起骨干作用，并为国民经济、国防研究项目服务”。

　　书信结尾处，汪德昭提出了“不愿当大官，只想搞科研”的个人请求：“最近，局领导又通知我必须上调任海洋局副局长。像我这样长期搞科研的人，不发挥我的专长，却要我担任我所不熟悉的副局长工作，对党是不利的……我今天已经72岁了，但身体很好，精力充沛，每天仍可以工作10个小时以上……我决心和我共同战斗了20年的战友们在一起，为在本世纪内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贡献出我的全部力量！”

　　1978年6月，汪德昭如愿以偿。声学所复所，汪德昭仍任所长一职。

　　73岁，披挂出海

　　如愿留在声学所的汪德昭没有食言。1978年11月，研究所复所5个月后，这位“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的老人披挂上阵，带着他年轻的“战友们”，完成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深海水声实验。

　　事情的起点在1978年8月。声学所大楼309室内，汪德昭课题组里的几个年轻人聚精会神地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如何证明海底反射声波能够形成很强的深海汇聚区？

　　汪德昭仔细听取年轻人的分析和讨论。由于不同深度的海水温度不同，因而声波传播的速度也不同，如此便形成了不同的深海声道。在此之前，人们知道在几千米深的深海声道中存在着很强的汇聚区，然而，在1000至2000米深的南海海域并不存在完整的声道，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验上，国外学者都没有发现在这里会出现汇聚区。

　　“应尽快予以实验验证。”汪德昭说。

　　他把目光投向了海南岛南端的深海。当时，我国还从未进行过深海水声实验，73岁的汪德昭不放心，准备亲自上阵。

　　海上实验对于研究水声学的汪德昭来说，太熟悉了。早在1960年，他就曾参与过为期85天的中苏联合水声科学考察，共出海74个航次，基本每天都有出海安排。但是这次，一直力挺他的妻子李惠年和家人挡在了他的面前：“岁月不饶人，这把年纪了！”

　　一直敬重妻子的汪德昭也强硬起来：“你们谁也阻挡不住我，这次是非去不可的！”

　　1978年11月6日下午，汪德昭踏上了出海的实验船。11月的海南风高浪大，晕船的人一个接一个，曾以“不晕船”在科技人员中闻名的汪德昭也挺不住了，但还是坚持着不肯躺下休息，直到大家发现他开始吐黄水时，才连劝带强迫地把他扶进船长室休息。没想到，刚刚躺下，一个大浪重重地横拍在船身上，汪德昭被抛向空中，头险些撞上铁制的桌角。

　　经过三天三夜，他们采集到大量实验数据，确切地证明了海底反射的声波能形成很强的汇聚区。就在大家准备返航之际，更意想不到的事故出现了——发动机停机，船舵失灵，无法转向。实验船在海上随风漂流，紧急呼救后，南海舰队派出救生舰艇救援，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搜寻才最终使实验船安全返回港口。

　　这次实验的结果受到国内外同行关注，美国水声专家尤里克还专门向我国水声学家表示祝贺。

　　“不重视实验技术，科研是搞不好的”

　　汪德昭对出海实验的坚持，源于他对实验一以贯之的重视。

　　汪德昭时常给年轻人们讲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元素的实验过程，以此告诉年轻人要“亲自动手，亲临第一线”。对于他本人而言，实验既是获取科学研究的第一手素材，更是科学研究的乐趣所在。

　　汪德昭从小就喜欢“动手”。读初中时，他听哥哥汪德耀和同学们议论陶瓷和木头都是绝缘体，不导电。于是，一个夏日的雷雨天，他跳上木桌，两手各拿一个陶瓷茶杯，验证木头和瓷器到底是不是绝缘的。后来，汪德昭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非常重视实验技术，他的老师、我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吴有训教授也非常重视实验，上大学的那段时间里，汪德昭不仅熟悉各种实验，甚至还学会了吹玻璃器皿的技术。

　　在法国留学时，汪德昭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1934年，郎之万建议汪德昭研究低空大气中的离子问题，而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在实验室里用人工办法创造一个可控的环境，以研究大小离子的平衡态。在没有现成实验设备的情况下，汪德昭连走路、吃饭都在思考实验办法，直到有一天他在中餐馆吃饭时看到一盘燃烧的蚊香，袅袅上升的均匀烟雾给了汪德昭启发。他画出仪器草图，吹出玻璃仪器，设计出小型圆筒状金属电容器，再把蚊香点燃放进仪器内。“成功了。”汪德昭自言自语。恰好郎之万的小儿子在汪德昭的实验室，他高兴地跑去报告郎之万：“汪德昭的实验成功了！”

　　根据实验结果，汪德昭写出了人生中第一篇论文，并把它交给了朗之万。收到论文的当天下午，朗之万在法国科学院院士会议上宣读了论文研究内容，并将论文推荐给法国科学院院报。

　　“实验技术的培训不能忽视，特别是在数理学科方面。”汪德昭在谈“怎样培养研究生”时提出，培养研究生要注重两点，一是要使研究生“认识到实验技术好比他的两只手之一，不会实验技术，不重视实验技术，科研是搞不好的”；二是要使研究生“真正能自己动手，动手主要靠自学”。

　　直到晚年，汪德昭仍坚持给学生上课，带领年轻人一点一点研制实验设备。他曾总结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生涯——“标新立异，一丝不苟，奋力拼搏，亲自动手”。

　　在社会环境逐渐浮躁的岁月里，他的话振聋发聩：“要反对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不扎实的现象。应景的文章，经不起推敲，结果流于形式主义……科研工作是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定要踏踏实实，一丝不苟。没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数据做基础，做出的工作是不扎实的，就不大可能有很高的水平。”

　　《中国科学报》(2023-05-25第4版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