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今年81岁了，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但像年轻时一样，他粗黑的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总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数字通信技术研究的核心骨干之一，邬贺铨见证、参与并引领了我国通信技术60多年的发展。他曾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科研一线，提出适宜中国发展的技术体系方案；也曾担任多个国家重大通信研究项目的“掌舵者”，为我国通信产业的战略发展定方向、谋布局。

　　耄耋之年的邬贺铨依然关注着中国通信产业的发展。“过去，中国通信发展得很好，得益于我们的后发优势、弯道超车，我们的用户量处于一个增长的空间。但未来，中国通信的发展不能完全靠量的带动，必须具备更有价值的内涵，要让用户感受到更好的体验。”他对《中国科学报》说。

　　邬贺铨院士。本报记者王一鸣摄

　　洞若观火，认清方向顺势而为

　　1943年1月，邬贺铨出生在广东省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在兄弟姐妹7人中排行第四，父母都是广东省邮电管理局的职工。不幸的是，他十五六岁时，父母因病相继去世，为减轻家里负担，上高中一年级的邬贺铨退学后改上中专广东省邮电学校，与通信结下不解之缘。

　　1958年，刚迈入邮电学校校门的邬贺铨就跟随广东省邮电管理局的工程队到紫金、揭阳一带参加国防线路施工，搭建通信线路。1960年，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改制后的广东省邮电专科学校本科部有线通信专业，后经学校多次调整和合并，在本科三年级时被安排到武汉邮电学院学习，196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第一研究室（载波通信研究室）工作。

　　“20世纪60年代的主要通信业务是电话。当时，国内的电话传输方式市内是对称电缆，长途则以架空明线为主，一对铜线上能传输的话音路数只有12路，电路数十分紧张，长途电话非常难打通。那时，我们的研究院在北京，对应的工厂在上海，经常一上班就预约长途电话，到中午都没接通，因为需要排队。”邬贺铨向《中国科学报》回忆。

　　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数字通信技术研究已经开始。而我国的长途电话却仍然仅有一条从北京到上海同轴电缆，以及从北京到石家庄、从成都到乐山的有限几条对称电缆，且都是铜线的，通信技术设施比国外落后了数十年。

　　在此背景下，邬贺铨成为当时国内数字通信领域“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之一，参与和主持开发多种通信设备和系统，并投入应用、形成产业。这些研究经历和敏锐的观察让他对国际通信产业发展洞若观火，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我国通信产业发展方向建言。

　　1969年，邬贺铨在四川眉山电信总局505厂从事24路脉冲编码调制（PCM）终端设备研制，受限于当时国内的器件水平，他们在美国标准的基础上做简化版的24路7比特设备，研制出国内第一个市话数字中继系统。这一成果吸引了湖北洪湖、浙江嘉兴等地的邮电局前来学习，这些地方的市话的数字化也因此走在全国前列。

　　当时，继美国的PCM24路之后，欧洲提出了PCM30路的标准，中国数字通信标准走哪条路？一时举棋不定。

　　在1975年4月邮电部在重庆召开的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到达了白热化。邬贺铨在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24路结构不合理、同步性能差、实现复杂、可扩展性不佳，并提出30路开发的总体方案。“PCM基群是数字通信体系的基础，基础不选好，对未来的影响无法估量。”他说。

　　经过论证，我国数字通信体制最终采用了30路。事实证明，后来美国也放弃了采用24路标准。邬贺铨的建议让我国在数字通信产业的发展少走了弯路。后来，他负责总体设计研制的国内首批PCM30路产品也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

　　1988年，邬贺铨敏锐地捕捉到国际上数字通信体制的变化，又一次挺身而出，向邮电部建议将当时大量使用的准同步数字系列（PDH）转到同步数字系列（SDH）标准。他还带头研发STM-1/STM-4复用设备，把SDH系统推向实用化，在成都到攀枝花的架空光缆线路上建设了国产SDH设备光纤通信示范工程，使我国通信技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该研究先后获1997年邮电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信息技术和市场每天都在变化，我们必须迅速地调整，关键是认清方向，要适应环境顺势而为，争取变被动为主动。干好了就能缩短与国外的差距。”邬贺铨说。

　　谋篇布局，闯出一条中国路

　　自1993年起，邬贺铨连续“掌舵”三届国家863计划通信技术主题、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国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等多个国家重大通信研究项目，为国家通信产业发展谋篇布局。

　　“这些项目动辄数十亿、上百亿元，投入产出能不能产生预期结果？能不能给国家通信产业的发展带来好的前景？每一个决策判断都不容有失。”邬贺铨深知责任重大。

　　邬贺铨目光如炬，谨慎研判国内外发展态势，大胆布局。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正在全功能接入互联网。1997年，国际电信联盟向全球征集3G国际标准技术方案，担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的前身）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的邬贺铨坚决支持研究院提出的无线通信国际标准。

　　当时的中国通信产业，芯片、终端、天线、基站、软件无一不缺，邬贺铨等人的想法被很多人认为是“异想天开”。但他却坚持认为，中国开发过1G的终端、2G的交换机以及SCDMA无线接入系统，具备潜力。最终，大唐电信主导的TD-SCDMA标准不仅成就了中国在移动通信国际标准领域的突破，还推动了中国标准的产业化、市场化，引领了整个产业链的联合创新。

　　“过去，往往我们买得到国外产品的时候，就失去了自己做的积极性。当时，国外的电信设备供应商等着看我们TD-SCDMA的笑话，迫使我们不得不从全产业链做起，给了我们一个从零开始打造全产业链的机会。”邬贺铨说。

　　2006年起，邬贺铨担任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总师，组织3G、4G、5G项目（以下简称“03专项”）的研究开发。该项目的目标是让中国在2020年前，在无线技术和产业方面，实现芯片与专利两个方面的突破；拓展国内外两个市场，支撑产业链、创新链和网络应用；在无线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制定方面，成为全球重要主导力量之一。

　　这些目标都很难实现，甚至在当时看起来不太可能实现。但在邬贺铨和其他专家的努力下，“03专项”经过15年的研究开发，全面超额完成目标！

　　“比如，我们最初提出的核心专利（国际标准必要专利）指标要从起步时占产业的1%提升到10%，实际上达到了34%；终端芯片要从5%提高到20%，实际上达到40%；国产设备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要从5%提升到20%，实际则达到70%；国内设备占有率要从20%达到50%，实际上做到了90%。”邬贺铨如数家珍地说。

　　谈及背后的经验，邬贺铨表示，最关键的是提出了一套由下游检验上游的全新验收方法，而不是“到实验室看看、测试一下就过关了”。“比如由做终端的来检验芯片，做基站的来检验终端，做网络的来检验基站。如果下游公司说合格就要用，否则就是做上游产品的单位不合格。”他说。

　　这种闭环式的检验方式让我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移动通信产业链，实现了3G跟跑、4G并跑、5G领跑的转变，成为世界上移动通信技术领先的国家之一。

　　邬贺铨并不揽功。他说：“我只是把战略方向把握对了，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通信技术和产业的成功离不开行业企业、研究机构、运营商共同的努力和情怀，大家都在努力支持自主创新。”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21世纪初，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十年后，面临IPv4地址严重不足的局面，从2003年起担任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专家委主任的邬贺铨提出积极发展IPv6，组织技术与产品开发及网络试验。至今，他仍作为IPv6规模部署与应用专家委主任，带领国内企业成为全球IPv6+发展的主导力量。

　　邬贺铨院士。受访者供图

　　乐此不疲，老骥伏枥献余热

　　如今，“80后”的邬贺铨已经成为一名资深院士，没有了硬性的科研管理任务，但他仍在力所能及地发挥余热，参加中国工程院的智库咨询、国家部委的项目评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发展方向把关、产业行业的服务以及开展科普报告。

　　工作之余，他仍会乐此不疲地紧盯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前沿。

　　“今天，中国通信技术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用户数接近饱和，有线电话用户呈下降趋势，移动通信终端号码超过了人口数，全国平均每人每天互联网上网时长4小时在网上，接近‘天花板’。”邬贺铨说，未来，中国通信的发展不能完全靠量的带动，必须具备更有价值的内涵，例如与人工智能结合，渗透到更多的实体产业中，通过通信让消费者得到更好的体验，才能更好地发展。

　　他同时表示，移动通信的下一步是6G，它将是中美竞争的重要一环。目前，中国在芯片等关键技术上与国际最前沿的技术还有差距。面对国外的打压，不能寄托幻想，只有要靠自身的实力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通过逆风的考验。

　　“新时代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对青年科技工作者来讲，现在参与其中正是时候。”邬贺铨说。

　　在中国工程院成立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激励中国工程院在新的起点上，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对此，邬贺铨表示，中国工程院是国家工程科技方面最高的荣誉性、咨询性机构，做好咨询工作需要以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提出决策建议，才能经得起国际形势演变和技术发展的历史考验。

　　“工程院智库工作现已形成了以院士为核心的工程科技专家共同研究的机制，今后还要增加社科专家的参与，更深入地联系企业，加强与国家其他高端智库合作，坚持守正创新，加强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战略研究，在建设国家新型高端智库中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更大作为。”邬贺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