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16日，一个男孩降生在浙江省湖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他之前，家中已经有两个姐姐，一个名叫“志诚”，一个名叫“志立”。在那个年代，这样大气磊落的女孩名字并不常见，足见父母的开明和抱负。

　　现在，这对夫妻看着襁褓中健康活泼的婴儿，几经商量，决定给儿子取名“志强”，寓意“以寄心志，为国图强”。这个孩子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后来的漫漫人生中，他做过地下党，为迎接新中国解放而冒险奋战；他成长为我国神经药理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为我国科技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池志强的百年诞辰。他的人生故事，应该被更多人铭记。

　　池志强院士（上海药物所供图，下同）

　　将门之后，赤胆忠心

　　池志强8岁那年，因为祖父去世，父亲继承家业，全家迁回祖上的黄岩老家。那座历经风霜的家族老宅，连同石刻门匾上引人注目的三个大字：“将军第”，在池志强的早年生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池家祖上至少出过6位武将，池志强的曾曾祖父池建功因为抗击英军有功，官至从一品。先祖为国征战的事迹，是池志强最早受到的爱国教育。

　　尽管出身于显赫的“将军世家”，但由于时局动荡，且子女众多，池志强家中的境况并不富裕，父母需要通过借贷和典当供孩子读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年少的池志强对家国之难有了更为刻骨的体会。1938年9月24日，日军空袭黄岩城。池志强亲眼目睹附近一家医院遭到轰炸，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望的医生惨死。这后来成了池志强毕生难忘的一幕。

　　抗日战争时期，与池志强感情亲厚的二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深深震动了池志强的心灵。解放战争期间，池志强在浙江大学药学系读书，他也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包括阻止浙江大学迁往台湾的“护校运动”等。由于“工作表现积极负责”，有“责任感、正义感和一定的政治觉悟”，池志强于1949年1月入党，成为新中国成立前浙江大学的52名地下党之一。

　　1949年4月底，国民党大势已去，军政大员纷纷逃跑。担任警察局局长的堂叔池桂生向池志强吐露了内心的彷徨，池志强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经请示党组织同意后，他利用堂叔的关系到杭州警察局二分局了解了这些残留警察的想法，并向党组织汇报。这一行动，为杭州的顺利解放提供了重要信息。

　　1949年7月，池志强完成了在浙江大学的学业。尽管为地下党工作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他的成绩仍然优异，在浙大药学系首届毕业生中名列第一。

　　特殊的人生经历，让池志强拥有了过人的党龄和出类拔萃的政治觉悟。在日后任何人生境遇里，他始终敢为人先，甘于奉献，展现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

　　党员本色，科研先锋

　　池志强大学毕业后，先是留校担任助教，还参与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组织工作，之后又被调入浙江省文化局开展科普工作和电影放映管理工作等。

　　池志强曾这样回忆那段岁月：“当时工作比较繁忙，而且也不管你专业，要你去干就得干。”尽管他的态度是“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对专业的眷恋。

　　1952年6月18日，新中国政务院发出了《关于调整高等学校毕业生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对“用非所学”及存在其他实际困难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应予适当调整。中央决定由组织部和宣传部负责开展“科技人员归队”工作，使一批专业科技人才从一般行政岗位上调回科技部门工作，为国家建设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乘着时代的东风，池志强这颗未来的科技新星终于“归队”了。

　　1953年7月，池志强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报到。这将是他奋斗终生的地方。

　　当时的上海药物所分别设立了化学合成、抗生素和药理三个研究组。池志强进入了丁光生领导下的药理组，被分配去攻关防治血吸虫病的任务。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毛主席这首著名的七律《送瘟神》，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江以南地区血吸虫病肆虐，重灾区十室九空、家园荒芜的惨况。为此国家集中了南方13个省市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展防治研究攻关。上海药物所也是其中的主力成员之一。

　　在防治血吸虫病任务组，池志强虽然年轻，却是当时组里唯一的党员，也是所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丁光生非常看重这个小伙子，把他视作得力的工作助手，和当之无愧的“政委”。而池志强也不负厚望，在抗血吸虫病药物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当时这个团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但没有一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是池志强。

　　“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这正是丁光生盛赞的品质。他这样评价这个德才兼备的年轻人：“池志强作为党员，工作抢先，荣誉让后，以身作则，无形之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经组织安排，1956年，池志强和同学兼好友秦伯益一起赴苏联留学。在陌生的环境中，池志强一边像海绵一样拼命地吸收专业知识，一边肩负起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党总支书记的重任。以至于没有时间去游览一下列宁格勒（即今天的圣彼得堡）这座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

　　池志强在苏联最宝贵的收获之一，是学到了放射医学和放射生物学的知识。这深刻影响了他后半生的研究方向。

　　苏联留学期间的池志强

　　1958年年底，上海药物所受命参与防护原子辐射损伤的国防科研项目，主要从事急性放射病防治药物研究，并为此成立了第五研究组（后改名为“第五研究室”）。池志强正是第五研究组的主要负责人。这支特殊的队伍后来找到了“1759”等效果优良的抗辐射防治药物，为我国的核事业发展贡献了力量。

　　随着抗辐射损伤防治药物研究项目的结题，池志强又带领人员调整后的第五研究室，圆满完成了另一项重大国防科研任务——“6003”项目。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6003产品获全国科技大会奖状，之后相关成果又斩获了一系列荣誉。1988年，池志强荣获“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

　　除国防科研任务外，池志强带领的第五研究室坚持军民融合，在强效镇痛剂和神经受体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为了找到具有良好镇痛效果，同时不易导致成瘾的阿片类药物，池志强团队奋战7年，开发出了羟甲芬太尼，它的镇痛作用为吗啡的6300倍，为芬太尼的26倍，而且具有毒性低、成瘾性低、性能稳定等特点。这项成果在1980年公布后，受到全世界科学同行的广泛瞩目。后来，羟甲芬太尼被广泛应用于反恐武器和军事科学研究。

　　池志强还以战略家的眼光，首先在国内开展阿片受体及其高选择性配体的研究，将创新发现羟甲芬太尼系列高强度镇痛剂的应用性课题适时转入理论性基础研究，最终取得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创造了该领域内的一个学术高地。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在外人看来，第五研究室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他们承担着高度保密的国防科研任务，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对外交流。但在池志强的领导下，这个研究室丝毫没有压抑、沉闷的气氛，相反却像个温暖和乐的大家庭。

　　在人们生活普遍清贫的年代，逢年过节，池志强总是自己掏钱，给每位踏上归家旅途的学生带上一份礼物。礼物不重，无非就是巧克力、糖果、糕点等，却成为大家心头永远的一份“甜”。

　　一次，研究室里一名技术人员的孩子被烫伤了。池志强当时人在国外，听到这个消息焦心不已，到处搜寻打听国外的先进烫伤药物。回国后，他就把收集到的关于烫伤方面的资料给这位技术人员，告诉她什么方法能去除伤疤。

　　2003年7月3日，刘景根研究员回国，他是阿片研究领域的专家，后来成为池志强实验室的接班人。当时池志强已经79岁高龄，却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初来乍到的年轻人。

　　在他7月1日写给兼职秘书陈洁的信里，保留了这种动人的情感：“……后天星期四是刘老师回国的日子，请务必落实接机事。要小洪（注：池志强的博士研究生）去接。弄一个写明刘景根老师名字的牌子，以便辩认。不过他一家三口，有行李，应较易辩认……另去刘住处看一下，这两天为他办点吃的，以免刚到没法子。可能还要办一点炊具。如车子所里有，而且当晚回浦西原所址，次晨送上班，我也可考虑3日去接。请了解一下。谢谢。”

　　另外池志强还想到，刘景根刚从美国回来，携带的钱以美金为主，只怕一时难以应急，于是他叮嘱陈洁到财务借了5000元人民币，好让刘景根去买冰箱、洗衣机等金额较高又急需的生活用品。

　　“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池先生安排非常周到细致，一切都准备好了，让我一回来就好像到了家里一样。”时至今日，刘景根回忆起这些事情，依旧感动不已，“此外在工作上，他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持、培养，也让我感触很深。”

　　池志强因病逝世于2020年1月7日，享年95岁。据他的女儿池欣回忆，池志强在最后的岁月中，住在重症监护室里，记忆已经丧失，但心中记挂的依然是工作。一时清醒一时糊涂间，他有时会突然说：快点给我换上衣服，我要到机场去赶飞机，要到北京去开会。还有一次，他突然对女儿说：“你赶紧打电话叫所里领导来一次，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汇报。”就连池欣也不太能确定，父亲是真有事情汇报，还只是脑海中依稀闪烁着过往人生的影像。

　　这位忠肝义胆的共产党员，成就斐然的科学家，培育了众多优秀人才的教育者，真正做到了为祖国科技事业奋斗终生。在上海药物所举行的池志强百年诞辰纪念会上，上海药物所原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无限怀念地说，在池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家身上，“体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爱国奉献的崇高精神，同时也显示出自尊自律、书香斯文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范，是我们做人、做学问的楷模。”

　　（本报见习记者江庆龄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