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⑦】

　　45年，237本工作笔记，合计4万页。

　　它们静待在北京四环外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里，平常得很不起眼，但只要细看，谁都会为之震撼！

　　一笔一画、一字一句，每一页都是对科学研究的精益求精，对党交付任务的兢兢业业，对日常工作的勤勤恳恳。

　　这4万页笔记的主人，是我国稀有金属工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东英。

　　“日知其所无、月无亡其所能，一九五一年元旦题”。

　　轻轻翻开一本泛黄的笔记，三列竖排钢笔字遒劲有力。这是4万页笔记中的第一本、第一页。

　　为什么写下这样的话？1951年是个怎样特殊的年份？这得从李东英的个人选择说起。

　　1948年，饱受战事之苦的李东英结束十年大学生活。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他，选择去东北，将人生的罗盘对准国之所需。

　　彼时的东北，刚刚全境解放，目之所及，满眼疮痍，几乎所有的工矿企业陷于瘫痪，恢复生产急需大量人才。

　　1949年3月，李东英只身来到辽宁沈阳应聘，当月就被东北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聘用。两个月后，他被安排到抚顺铝厂，参与铝厂的恢复与重建。

　　1949年7月1日，沈阳南站附近的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会议室。议论声、争论声此起彼伏，大家时而面面相觑、时而无奈摇头。

　　“来，来，来，坐在这里听听！”

　　招呼声急促有力，会议室外的青年恰巧路过，被招呼声一下子“捉”了去。他先是愣了一下，旋即走了进去。

　　这个青年就是李东英。

　　招呼他坐下的，是原东北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副局长孙鸿儒。

　　原来，这是孙鸿儒召集的一场紧急会议，为的是解决当时恢复生产的“卡脖子”问题——研制硫化矿捕收剂黄药。

　　“东英，现在我们急需黄药，你是学化学的，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把黄药研制出来，今天你就到选矿药剂厂去，不要回抚顺了！”孙鸿儒望向他，眼神里充满信任和期待。

　　当时，李东英刚在抚顺置办了被褥锅灶，准备把远在北平的妻儿都接来，一家人团聚。

　　但想到20多家选矿厂的领导和工人正眼巴巴地等着黄药开工，李东英没有丝毫犹豫，当天就去沈阳选矿药剂厂报到了。

　　时间之紧、压力之大、责任之重，初来乍到的李东英稳了稳心神。他没有如人们预想的那样，“另起炉灶”——拿出一种新方法，而是选择“就米下锅”——着手分析原有技术条件无法成功的原因。

　　边调整、边试验，边研究、边生产。李东英和厂里的工人、技术人员一同日夜奋战。为了对比美国人使用的方法，他还跑到沈阳外文书店查阅美国的学术论文与专利记录。

　　仅两周时间，李东英就研究出第一批液体黄药。虽说比原定时间超出了一周，可仍然十分不易。随后，为解决黄药的运输和储存问题，李东英一鼓作气，于1950年下半年研制出了可以生产固体黄药的工艺和设备。

　　小小的固体黄药，解决了东北选矿厂的大问题。李东英因此不但得到了东北工业部的嘉奖，1978年还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由于表现出色，1949年10月，未满30岁的李东英成为新中国有色金属行业第一家选矿药剂厂——沈阳选矿药剂厂的首任厂长。次年4月，李东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月一日星期一，气候晴寒……”这本笔记的第二、三页就是李东英的第一篇日记，蓝色笔迹工整清晰。

　　1951年，沈阳选矿药剂厂各项生产任务步入正轨，很多选矿药剂厂都采用了李东英研制的工艺，轰轰烈烈的生产在东北铺展开来。

　　备受组织信任的李东英，豪情满怀。在这一年年初拟定了业务、政治、工作和学习各方面的计划，准备大干一场。

　　正如他在这篇日记里所写：“为了忠实的成功的完成党给予我的工作任务，我订立了如下的工作计划，并且为的时时检查便于修正偏差，决心坚持这记日记的良好习惯……”

　　日记里还详细记录了“各选矿厂成绩之掌握、研究工作、化验室、自修计划、作息时间”等几部分。

　　“各选矿场成绩之掌握”这个条目下，就列出了“往各选矿厂了解实地情况”“建全表报制度”“按时呈报图表”“开好选矿会议”“有系统有计划的给各井解决几个问题”五项。

　　作为厂领导，李东英除了向各单位要成绩之外，也把给各单位解决实际问题写入工作计划。

　　与前两年集中精力搞攻关不同，此时的李东英更多思考的是如何才能高效完成任务，又使自己每日都有进步。在他看来，写日记、记笔记是最好的方式。于是，用心记录每一件事，他坚持了45年。

　　后来，因国家生产建设需要，李东英分别于1951年9月至1953年11月、1956年9月至1958年6月，两度赴苏联进修学习。

　　第一次进修，他学习和研究了苏联的选矿工艺、技术和设备，留下笔记21本，为回国后的选矿研究打下了基础。

　　第二次进修，他学习和研究了稀有金属冶金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留下笔记23本，为即将到来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攻关做好了准备。

　　为什么两次进修的内容不一样？李东英回忆：“当时国内有色金属最大的缺项是品种不全，而且主要是稀有金属，所以我就把重点放在稀有金属的冶金这个方向。”

　　学成归国后，李东英在我国稀有金属工业建设中大展拳脚，不仅系统开发出技术路线，还组织攻克了我国当时尚属空白的30余种稀有金属的生产工艺技术，为保障“两弹一星”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尖端技术所急需的新材料生产，贡献智慧和力量。

　　20世纪70年代，国际环境云谲波诡，中国作为人口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越发重要。李东英再次调转研究航向——集中精力研究“稀土农用”。此后，李东英担任原国家计委稀土专家组首席专家，在全国大面积示范和推广稀土农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

　　“为了忠实的成功的完成党给予我的工作任务”，已近花甲之年的李东英退而不休，又担任包头、攀枝花、金川三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带头人。年过八旬，李东英仍不辞辛苦地实地考察，足迹遍及我国主要稀土资源生产和应用地区。90岁高龄的他还参与领导了中国工程院的有色稀有金属咨询报告项目。

　　人生的罗盘始终随着国家的需要不断调整，李东英说得平淡，“我一向是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感激之情而努力学习和工作的”。

　　4万页笔记一共有多少本？李东英自己弄不清，“反正要车来才能拉走”，他最清楚的是：“只要国家的需要、组织的需要，就是你自己最大的需要。”

　　(本报记者张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