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绶琯（1923—2021）

　　天文学家，教育家，中国射电天文学开创者，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3年出生于福建福州。1936年考入马尾海军学校，始学航海，后转造船。1945年赴英国留学，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造船班深造。1950年改攻天文学，并被聘入英国伦敦大学天文台。1953年回国，受聘于紫金山天文台。1955年主持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授时工作。1958年调往新建的北京天文台，主持筹建射电天文学并开展相关研究，历任研究员、台长、荣誉台长。1978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被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5年，担任中国天文学会第十二届理事长，从第十三届起担任荣誉理事长至逝世。

　　20世纪90年代主导创立“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方案，被列为国家“九五”重大项目。1993年10月，为表彰他对中国天文学的贡献，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3171小行星命名为“王绶琯星”。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9年发起倡议，并组织成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2021年1月，因病逝世，享年98岁。

　　王绶琯

　　1945年，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造船班入学合照。前排左一为王绶琯。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天文台沙河工作站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三为王绶琯。

　　在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王绶琯（左二）与学生会员会谈。

　　王绶琯院士近百年的人生，可以很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确定目标的青少年时期、创造多项学术成果的研究阶段和为科学普及奔走并亲力亲为的晚年时期。而在这看似简单的经历中却有许多精彩故事，比如，非科班出身的他毛遂自荐，向时任英国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雷戈里写求职信；他带领团队将中国授时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从此“北京时间”响彻神州大地；又如，1998年，他向几十位院士和专家致函，提出建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等等。

　　他的努力、期待、情怀正如他在80岁时写的诗句：“莫听岁月随波去，待看凤凰浴火来。”

　　1渴望星辰：坎坷迈向天文之路

　　作为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奠基人，王绶琯的天文之路并非一路坦途，而是历经了数次辗转。

　　王绶琯的父亲王葆濂是清末举人，母亲高树义出身医学世家，通过自学学会了看病。这样的家庭，在当时本来是富足幸福的。不幸的是，王绶琯3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

　　母亲对王绶琯的早年教育极为重视。他曾自述：“忆昔儿时，母课读书，恒灯下诵习，寒暑无间。至今乃习于夜读。灯前凝视每如慈母在侧叮咛读书上进。遂振襟正卷。如是者积数十年而未敢或懈也。”

　　母亲的教诲给了他很深的影响，不仅使他喜欢读书，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还养成了勤奋刻苦、坚韧上进的学习精神。在私塾学习四书、古文的经历，让他养成了写诗词的兴趣爱好。后来每当观测天体疲惫的时候，他都会作诗词以舒缓紧绷的神经。

　　为谋得一个好前途，13岁的王绶琯在叔父的推荐下，报考了马尾海军学校并顺利通过考试，被航海班录取。不过，刻苦勤奋的王绶琯当时已经近视，而海军军官又不允许佩戴眼镜，王绶琯不得不由航海班转到造船班。

　　七七事变后，马尾海军学校成了日机轰炸的重点。学校被迫从福州迁移，全校师生几经周折落脚到贵州。在贵州完成基础课之后，王绶琯跟随造船班的老师前往重庆海军工厂学习专业课。

　　马尾海军学校采用的是英法欧式教育体系，这使得王绶琯较早地接触到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并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天文学，夜空中闪烁的星辰，激发了他无限的好奇心和遐想。

　　在重庆学习期间，王绶琯时常到书店阅读科学书刊。其中，由李珩、张钰哲等天文学家编辑出版的天文学杂志《宇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杂志中生动有趣的天文学知识让王绶琯如痴如醉，并在心里悄悄埋下一颗名叫“天文梦”的种子。

　　毕业后，王绶琯到一家制造水雷的兵工厂实习。实习期间，他认真工作、刻苦学习，不久通过了海军公费留学招考，并被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录取。

　　1945年，王绶琯赴英留学，进修造船。其间，王绶琯接触到了爱丁顿、金斯等天文学家创作的天文学著作。这些书籍内容精彩而丰富，让王绶琯了解到更多前沿的天文知识，进一步激发了他对天文学的追求。

　　在阅读天文学专业书籍、补充数理知识之余，他还参观访问了当地几家天文台。毗邻海军学院不远处的格林尼治天文台就是其中之一。

　　每当翻阅手中的天文学书刊、漫步在天文台的廊道上，王绶琯的内心都会产生一阵阵悸动，不自觉地仰望星空，萌发出进一步探索天文的愿望。

　　1949年，国民党政府和英国断交，留学生们被迫滞留在国外，学业受阻。跟大家一样，王绶琯也陷入了困境。反复思索之后，王绶琯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渴求，向挚友丁大夫表达了改行深研天文学的想法。丁大夫认为，既然是长期追求的愿望，就应当下决心争取。他非常支持王绶琯改学天文的想法。

　　于是，王绶琯给时任英国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雷戈里寄了一封求职信，表达了在天文台工作、专门从事天文学研究的愿望，并就一些天文学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格雷戈里是一位甘为人梯的长者，他肯定了王绶琯的能力，在了解到王绶琯早就确定转行天文的志向后，很快同意了王绶琯的请求。

　　1950年，王绶琯被聘入英国伦敦大学天文台进行研究工作。就这样，王绶琯成功迈上了毕生为之奋斗的天文之路。

　　2追逐星辰：按照祖国需要开展科研

　　近现代史上，许多留学海外的科学家总是怀着回到祖国，甘愿为祖国付出一切的强烈爱国之心。这样的情愫王绶琯也有。

　　早在马尾海军学校读书时，学校差不多每隔一个月就开展一次国耻纪念日活动。全校师生一起感受国耻纪念日、一起颠沛流离辗转千里，爱国报国之心悄悄地在少年王绶琯心中萌生，并随着时间流逝生根、发芽、成长。

　　在英国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期间，王绶琯得到了同事们的帮助。尽管工作还愉快，王绶琯却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其间，他曾给母亲写了一首诗：

　　伏案韦编绝，抬头柳色新。绵绵抽思远，望望倚闾春。起坐月衔山，乱枝和梦斑。惊乌思反哺，数息不能安。忧国岁云暮，窥天夜正长。寒衣慈母线，永贴燠愁肠。

　　诗中既饱含了王绶琯对母亲深深的思念和感恩之情，又表现出浓浓的忧国、爱国之情。王绶琯知道，伦敦再好，终不是故乡。回到祖国、为国效力才是他的最终归宿。

　　1952年，王绶琯收到一封来自祖国的延聘信，是时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天文学家张钰哲寄来的。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发展和壮大天文队伍，发展祖国的天文学，张钰哲向远在英国留学的王绶琯发出了这封诚挚的邀请信。虽然两人素未谋面，但王绶琯从信中能感受到对方将他视为共建祖国天文事业的同道。信中殷切的叮咛让他心潮起伏，爱国之心让他再也不能无动于衷。

　　不久，王绶琯放弃了英国伦敦大学天文台的优越环境，在师友的帮助下，冲破英国政府的阻挠，返回祖国。

　　甫一回国，30岁的王绶琯就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研究员，在天文学家李珩的领导下建立天体物理研究团队。

　　当时，人才稀缺，设备匮乏。主攻天体物理方向的王绶琯参加了张钰哲主持的60厘米望远镜的修复工作。这类“修残补缺”的任务只是团队需要，看起来与主业无关，王绶琯却不认为这是“学非所用”，依然跟随张钰哲等老一辈天文学家工作。

　　1955年，正在紫金山天文台修复望远镜的王绶琯，突然接到国家的紧急科研任务，将他调任上海徐家汇观象台，主持提高时间信号的精确度工作。

　　时间信号是天文、地理等学科的一个重要工具，如果不能保证时间信号的精确度，相关领域的许多工作就无法完成。徐家汇观象台最初的设备是法国传教士撤离时留下的，而我国此前一直使用的是美苏等国的时号，其精确度无法保证，更何况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王绶琯之前没有做过此类工作，但他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毫不犹豫地接过任务，立即奔赴上海徐家汇观象台。王绶琯带领团队，坚定信心，不畏困难，顺利完成任务，将中国授时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从此“北京时间”响彻神州大地。

　　1958年，中苏联合观测海南岛日环食。这次观测运用的是射电天文学，而射电天文学是使用无线电观测天文现象的一门新科学，深受国际天文学界的重视。

　　为了引进射电天文学，国内组织了一批年轻科研人员前往海南岛参与这次联合观测项目，王绶琯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海南岛异常荒凉，由于气候炎热潮湿、水质不干净等原因，外地人极易感染疟疾。当时，青蒿素还没有研发出来，其他抗疟药副作用很大，疟疾治疗的后遗症普遍很严重，甚至致命。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王绶琯仍提前几个月赶到海南，完成了选址、连通电线、运输设备等一系列先遣工作。

　　日环食观测结束后，王绶琯刚回到上海，组织又将他调往新成立的北京天文台，开展射电天文学的创建工作。于是，王绶琯马不停蹄地前往北京天文台沙河站开始新工作。

　　就像第一次从天体物理学转向授时系统研究一样，为了国家的天文学发展，王绶琯再一次踏上新的征程。

　　选台址、修路、接电、拉水、搬仪器……最初的沙河镇什么都没有，王绶琯就和同事搭间草棚，讲课、生活、讨论都在里面进行。

　　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要回了借给我国的射电望远镜。王绶琯便怀着自力更生的信念，自行组织人员设计望远镜。他们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将32个6米天线连起来组成一个阵列；后来把6米天线设计扩大为9米，用28个组成长达1公里的阵列。此后，王绶琯等人就用这套设施开展太阳米波射电研究。

　　这套设施成本低、效果好，填补了我国射电天文学领域建设的不足，为后来天文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天文学界发展迅猛，世界天文学强国向着“全波段-深开拓”进军，无论是银河系、恒星及其行星系统，还是星系世界、宇宙结构和宇宙学领域全面覆盖，呈现出百舸争流之势。

　　面对这种情况，王绶琯反复思索我国天文学的发展方向。最后，他想出两个解决方案。

　　一是借助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将天文学界的主要年轻骨干送到国外一两年，开阔眼界，结交朋友；二是在制定天文学“中远期规划”时，积极培养具备科学思想的人才，研发适合我国的天文学观测仪器。

　　培养人才、开阔眼界是能够实现的，缺少观测仪器的问题则不易解决。

　　天文学是一门观测科学。如果看不到，就没办法进行研究。因此，我们需要研制出符合自己特色、适合我国国情的天体观测仪器。

　　这并不容易。当时，国外开发的天文学仪器主要是大设备、大投资，如美国的哈勃望远镜花费了20亿美元，这样巨大的投资对于当时的中国是无法负担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绶琯悉心钻研。他发现，国外一些“天文实测”方面的重要工作所使用的许多工具并不起眼儿。其学术进展主要体现在科学思想方面。

　　根据这个思路，20世纪90年代，王绶琯与苏定强等科学家合作创立“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方案。

　　这个望远镜系统中，4米望远镜的视场达21平方度，工作3年便可得到上千万个天体光谱。不仅如此，这个系统的造价也比较低。根据现在的情况计算，大约花费了2.4亿元，比美国的同类设备便宜很多。此后，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首次报告了这个系统，立刻引发国际同行强烈反响。

　　而“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方案被列为国家“九五”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完成意味着，我国未来的天文学家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天体观测仪器，并为后续的天文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王绶琯曾感慨，他一生多次改换研究方向，没有什么乘风破浪之举，能够在迟暮之年参与LAMOST项目，为国家的天文学发展发挥余热，是其学术生涯的一大幸事。

　　1993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3171小行星命名为“王绶琯星”。这是对王绶琯一生天文学成就，特别是射电天文学上的卓越贡献的最好赞誉。

　　3化身星辰：辉耀学子的“科学启明星”

　　没有合适的人才，即使观测仪器再先进，也无法发挥其价值。

　　年少时对星辰的追逐，让王绶琯踏上了天文研究之路。他在学习之路上，曾多次改变研究方向，之所以还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他认为这离不开前辈的提携与关照。

　　无论是在国外的学习经历，还是国内老一辈天文学家的言传身教，都让王绶琯体会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既包括甘愿后辈超越自己的德行，又蕴含着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家国情怀。

　　20世纪末期，王绶琯临近耄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他认为，科学人才能否取得成功，禀赋、勤奋、机遇这3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机遇错失会加增人才被埋没的概率。

　　在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中，他曾见到许多天资聪颖、具备深厚科学素养的年轻人。那些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面孔，给王绶琯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那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后来大多不见了踪影。

　　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中有多少人找到了并且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又有多少人已经在科学建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不禁反躬自问：作为前辈，他们这一代人是否有失职之处？如果关心多一点，主动一点，这种状态会不会有所改变？

　　他还注意到，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泡利、李政道、杨振宁等，大多是在30岁之前就进入学术研究的高潮期。王绶琯将其称为“科学成就的年龄规律”。

　　鉴于上述原因，王绶琯提出应该重视科学人才的早期发现、培养和扶持。特别是高中阶段，青少年十六七岁时是他们探索人生、发现自我、追求学问的重要阶段，能否有机会在这个时候“走进科学”，关乎他们后续的成长。

　　1998年，王绶琯向几十位院士和专家致函，提出建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为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生创造条件，组织科研活动，拓宽青少年的视野，让他们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得到社会的关爱和前辈的提携，从而终身受益。

　　这项提议很快得到积极的回应。1999年6月，包括钱学森在内的61位院士专家，联合发出《关于开展首都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的倡议》。这个倡议深受有关部门重视，同年6月12日，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正式成立。

　　王绶琯深知，人才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积累。为了照亮学子们的科学之路，培养未来的杰出科学人才，他呕心沥血，不断优化适合他们成长的方案。比如，2002年设置“科研实践评议”环节，2006年启动“校园科普”活动。此后，他还提出了“精耕细作”的思想。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一些俱乐部早期会员已经成为国际科学前沿研究项目的领军人物，有的在国外建立了独立的科研实验室，有的入选了我国的国家级人才计划并在科研院校领导科研团队……

　　毫无疑问，这些科学人才的成长，都与王绶琯的关注和照顾密切相关。

　　王绶琯在80岁的时候，作了一首小诗：岂是象牙塔不开，乾坤一芥起崩雷。三千世界马非马，八十人生材不材。颠倒衣裳拉小手，推敲律韵扎新堆。莫听岁月随波去，待看凤凰浴火来。

　　这首诗不仅体现了王绶琯积极关注青少年科普和教育、开展“大手拉小手”活动的热情，同时展现出他期待民族浴火重生、国家繁荣富强的强烈愿望。

　　2013年1月12日，王绶琯院士九十华诞庆祝会在北京举行。一批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往届会员，通过视频的方式，向王绶琯表示祝福，尊敬地称呼他为“科学启明星”。

　　这个称呼，王绶琯当之无愧。

　　2019年，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成立20周年，王绶琯虽然身卧病榻，却仍然关心俱乐部的发展。为此，他专门发来献词：坚持志愿初衷，守诚不渝；融入改革洪流，观念常新。

　　2021年1月28日，王绶琯在北京与世长辞。在他的追思会上，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循环播放。

　　渴望星辰，追逐星辰，最终化身星辰，这是王绶琯一生的写照。

　　他曾说：“科学普及了，才能让更多孩子受益。我们尽力耕耘一片深厚的土壤，让科学之树枝繁叶茂。”

　　如今，仰望夜空，一颗星辰熠熠生辉，它的名字叫作“王绶琯星”。而在无数青年学子心中，还有一颗“科学启明星”，同样散发着明亮的光芒。

　　两颗“星辰”交相辉映，一个照耀着现实，一个温暖着理想。二者如同薪火，彰显着王绶琯一生对天文学的无限热忱，同时也烛照着后继学者的人生道路，让无数心向往之的人，继续奋勇前行。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科学报》(2024-03-15第4版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