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行业历次“整顿”后，虽还叫信托公司，但这种延续仅仅只是名称上的延续，业务方向和业务模式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也就是说每次“整顿”之后，信托公司早已不是从前的模样。本次资金信托新规虽称不上“整顿”，但效果却异曲同工。

　　非标诟病：信托的阿喀琉斯之踵

　　国内过去的一个金融周期，称之为“信托周期”毫不为过。对于信托拿手的非标业务，银行视若珍宝，证券基金看着眼红。因而才有了2012年的大资管新政，才有了百万亿大资管规模。而在一系列打着创新名义的骚操作，招来了2018年的“资管新规”，非标成了监管眼里的过街老鼠，因为它招致了监管盲区、扭曲了无风险利率，抬高了企业融资成本，积聚了金融风险。总之，非标尤其是非标债权是应该被诟病的，是带有原罪的。

　　证券资管、银行理财、保险资管所对应的“资管新规”落实文件，均把非标债权的整治作为重中之重。相对于证券资管“双25%”的限制、银行理财和保险资管35%的要求，资金信托新规关于非标债权50%的规定看似是最为宽松的。可问题是：非标债权对于其他机构是补充性质的，或者说是锦上添花的，对机构机构新规可能一时难受，但并不至于伤筋动骨；而对信托而言，几乎就是全部，非标债权是信托公司最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

　　监管失衡：万能神器背后的无能为力

　　“资管新规”的初衷之一是统一监管。然而“统一”存在着“形式统一”和“实质统一”之差别，如果简单地追求“形式统一”，则极有可能造成实质的“监管失衡”。

　　监管思路是整齐划一的非标转标，但其实一个更为丰富的资管市场应该是基于历史积淀的不同，业务方向与模式“和而不同”。以资金信托产品私募属性为例，实则200人的限制只是私募的表现形式，私募监管的本质是合格投资者和及产品的推介方式，也就是说坚持并做好了以上两点，最终单个产品是否超过了200人并无风险之差异。而对于信托而言，其他资管机构均放开了公募业务资格，因而私募限制并无不妥，而信托公募业务尚未放开，如此简单地统一监管实则造成了监管失衡。

　　另一监管失衡则是表现在对单一主体设定对标净资产的30%限制。以净资产对标单一主体的融资规模是较为典型的银行业监管思路，也就是负债型重资产行业的监管思路；而资金信托是表外的轻资产业务，且相对于证券资管，信托公司已经承担了更为严苛的资本负担，在强化资本监管与打破刚兑之间，监管似乎总是举棋不定。

　　非标转标：信托公司的再次重生之路

　　不论明日之信托是否还是今日之信托，也不论是积极主动还是迫于无奈，非标转变留给信托的时间或许已经不多，而资产证券化和标品信托则是仅有的两条路(家族信托、慈善信托、或者是服务信托要成为信托公司主要盈利来源路还太长)。

　　首先是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的基础和核心是信托工具的破产隔离，虽然过去几年不少信托公司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但不得不说过去今年资产证券化业务与信托公司没有关系，至少是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做的主要是通道。究其意愿：一则监管层面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要全面放开信托公司的承销资格——因为这才是赚钱的核心；二则信托公司应全面提升资产支持证券的承销能力，这是业务的核心能力所在。

　　其次是标品信托：标准化资产配置业务无论是在银行、保险、券商、还是基金公司都是成熟的基础业务——也就是说这已经是一片红海。对于这块业务而言，如何做好市场的经验或许是成熟，然而对于信托公司而言作为一种创新业务却是一种挑战，因为他涉及的是业务逻辑、风控理念与策略、信息系统支持、销售支持等系统组织能力的构建和转变，绝非在市场中招聘一个成熟团队就能实现——七八年前券商和基金子公司也招聘了很多信托团队做非标，但结局肯定是失败。因为一个行业和机构所沉淀的文化，才是业务发展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