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发以来，咨询设立子女保障信托的高净值客户日益增加。”某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负责人赵诚（化名）透露。

　　所谓子女保障信托，主要是高净值人士（委托人）与受托人（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将个人财产转入受托人信托账户，由受托人依照委托人个人意愿投资管理，并定期或不定期向受益人（高净值人士的子女）给付一定额度的信托财产，作为后者生活、教育、创业的开支。

　　“这很大程度体现后疫情时期父母对子女的关爱。”赵诚透露，在实际操作环节，他通常建议高净值人士在家族信托纳入子女保障条款，更全面地落实财富传承。但他发现，不少人仍会坚持设立单独的子女保障信托。究其原因，一是他们特别重视子女婚姻风险触发财产分割问题，二是想给子女未来生活提供更专业的保障。

　　“近期，不少企业家也对子女保障信托青睐有加。”一位私人银行家族信托业务主管介绍，由于子女不愿继承家族企业，且企业家又不忍心出售企业，因此他们选择将家族企业股权纳入子女保障信托，并约定将每年利润分红款给付子女，满足他们高品质生活需求。

　　但是，由于企业股权纳入子女保障信托涉及股权转让及相对高昂的税负，私人银行依然在摸索如何设计更合理的信托操作架构，进一步减轻税负压力。

　　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国家二胎政策放开，多子女保障信托业务悄然迎来井喷期。

　　“今年以来，众多二胎家庭对多子女保障信托特别感兴趣，并将它视为妥善解决子女争产的重要工具。”赵诚指出，他们正与信托公司加强业务联动，通过提供财富传承方案在存续期间灵活调整、追加信托财产等个性化服务，更好地满足高净值群体对子女保障信托的差异化需求。

　　防范子女婚姻风险成最大诉求

　　记者多方了解到，高净值人士对子女保障信托主要有着两大诉求，一是给子女未来生活提供更好的保障；二是防范子女婚姻风险所带来的财产分割问题。

　　“其中，第二项诉求特别旺盛。”赵诚告诉记者。目前逾60%高净值人士设立子女保障信托，都是基于防范子女婚姻风险的考量。比如众多高净值客户担心子女婚姻风险会导致家族财富被分割，希望能尽早设立子女保障信托，既体现父母的关爱，也隔离子女财产分割风险。即便子女婚姻出现破裂，子女保障信托财产不会纳入财产分割范畴。

　　“当然，子女保障信托不是一味地防范财产分割风险。”他表示，如今越来越多高净值人士都在子女保障信托加入个性化的财产给付安排。比如当子女婚姻存续期达到3年后，子女可以领取3%-5%信托财产用于生活开支；若存续期达到7年后，又可以领取约5%-8%信托财产；当子女拥有自己的下一代，又能从子女保障信托领取一笔特定的财富作为抚养费等。

　　此外，一些高净值人士为了鼓励子女传承父辈的创业拼搏精神，会在子女保障信托里设定特别条款——当子女创业时，受托公司按约定将给予一笔创业启动资金，避免子女家庭因创业失败发生感情纠纷。

　　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子女保障信托的财富传承安排日益个性化，信托财产变得多元化。除了现金与证券类资产，越来越多高净值人士打算将人身保险、房地产、艺术品一并纳入。因为他们发现人身保险需指定“明确的受益人”，难以有效防范子女婚姻风险所带来的财产分割问题。

　　“目前，我们正尝试将艺术品、房地产纳入子女保障信托，但这种操作涉及买卖交易，也会带来不菲的税收，操作难度依然不小。”赵诚指出。

　　二胎家庭的财富传承新筹谋

　　国家放开二胎政策，也给多子女保障信托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在当前设立多子女保障信托的高净值客户家庭里，逾60%都有二胎。”一位民间家族办公室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究其原因，这些高净值人士不希望子女“争夺遗产”纠纷出现，干脆设立多子女保障信托妥善解决两个子女的财富传承分配问题。

　　此举的最大好处，是多子女保障信托的私密性，令子女们无从了解父母的财富分配安排，引发争产的几率随之大幅降低。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时常提醒高净值客户，尽可能不要在日常生活里向子女透露任何多子女保障信托的财富分配条款内容，以免前功尽弃。”他指出。

　　其实，高净值人士对每个子女未来生活都做足了周到的财富传承给付安排，几乎每份多子女保障信托都会围绕每个子女读大学、踏入工作岗位、结婚生子等人生重要成长节点设定专门丰厚的给付条款。甚至部分高净值人士为了更有效地“平衡”子女财富传承利益，还会要求信托公司设计某些特别条款。

　　比如有位企业家打算将家族企业股权与经营决策权交给儿子，但又担心女儿在财富传承方面“吃亏”，要求在多子女保障信托里专门约定，受托机构每年需将50%企业分红款给到女儿。此外，考虑到女儿体弱多病，他还特别约定当女儿患病需要治疗时，受托机构需安排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一切开销均从多子女保障信托基金里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