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有望大大提升交通领域的潜力。智能汽车和平台将不仅仅是用以代步的交通工具，还可能成为类似于手机的移动智能交互终端、智能生活平台。

　　今年两会，多个提案聚焦自动驾驶，建议为自动驾驶规模化商用开辟合法化路径。与此同时，国内智能汽车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期，“软件定义汽车”时代，智能终端存在的安全问题“转移”到智能汽车上，人身与公共安全问题或成为自动驾驶商用“拦路虎”。自动驾驶商业化道路，还有多远？

　　商用前景如何

　　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委员连续第六年在提案中涉及“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等话题。

　　交通是碳排放的重要领域之一。大力发展低碳交通，利用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加快自动驾驶商用和智能交通普及，能有效缓解交通拥堵。

　　例如，北京亦庄建设的“全球首个城市级尺度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在提供载人运营服务的同时，通过全天候、全要素精准感知，减少城市路口信息化设备重复建设、降低建设和运营成本，有效降低区域交通拥堵。经测算，以车路协同为基础的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能够提升15%~30%的通行效率。

　　对此，李彦宏建议：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大政策创新的力度，为自动驾驶规模化商用开辟合法化路径；建立由各级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参与的自动驾驶规模化商用推进机制；加速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化进程，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构建低碳、高效、便捷的交通系统；鼓励企业加大自动驾驶汽车及关键软硬零部件研发创新，促进自动驾驶汽车普及。

　　现阶段人工智能行业人才培养与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人工智能职业技术教育处于起步阶段，远远无法满足新就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

　　李彦宏建议引导校企联合，支持龙头企业成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力量，共同打造面向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自动驾驶等课程；支持龙头企业参与新职业论证开发；以及在政府指导下，引导龙头企业、平台企业，研判产业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新需求，加强人工智能领域新业态新场景研究。

　　智能终端隐忧

　　全国政协委员、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称，智能网联汽车就像是一部四个轮子上的“大手机”，集成了大量的摄像头、雷达、测速仪、导航仪等各类传感器，由此导致过去智能终端存在的安全问题“转移”到智能汽车上。

　　具体而言，他认为智能汽车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智能汽车联网带来的安全隐患非常大，攻击者能对汽车实现远程操控，包括远程开车门、远程启动、远程熄火等，严重威胁智能汽车安全驾驶；第二，智能汽车供应商的安全问题也能殃及池鱼；第三，智能汽车中的各类数据采集泄露风险巨大。对此，周鸿祎建议，把网络安全系统像“安全带”一样列为智能汽车的标配，推进智能汽车网络安全强制测试，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生的数据安全监管。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第四次参会的周鸿祎将提交三份提案，其中一份即是关于加强智能汽车网络安全。同时，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信息安全行业协会会长谈剑锋也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对智能汽车数据安全监管》的提案，呼吁规范汽车行业软件供应链，加快落实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的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应用法律法规和标准。

　　谈剑锋指出，在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法律法规、制度标准制定和落实的相对滞后已经反映在手机应用软件（APP）平台上。“国产移动设备产业链在未掌握核心软硬件的情况下，受到了严重冲击，无法自主生存；手机系统和应用软件漏洞和木马泛滥、摄像头偷窥、麦克风偷录等问题频频发生；手机应用软件权限未加管理，随意索权也带来了严重的侵犯个人隐私和网络欺诈等社会问题；移动互联网平台收集并汇聚庞大用户基本信息和行为信息，带来了数据滥用和产业垄断问题。”谈剑锋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他认为，智能汽车产业的发展现况和趋势，非常类似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期，如果不能吸取过往教训，过度宽容，“先发展，再治理”，将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人们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和成本。

　　从智能汽车目前发展情况来看，软件定义汽车已经成为产业发展趋势。对此，谈剑锋建议道，软件代码安全检测和监管，软件供应链管理急需事先规范。

　　“传统汽车代码一亿行，智能汽车将可能达到五亿行。”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这些代码包含了智能座舱软件，车载控制器软件，智能驾驶软件，动力底盘软件，新能源（电池、电机和电控）管控以及云平台、云服务软件等。

　　此外，大量的软件还牵涉较长的国际、国内供应链厂商，并且在智能汽车量产后，还能通过空中下载技术（OTA）进行软件版本更新。“如无法规范软件供应链安全管理，有效落实软件安全检测，尽可能减少软件漏洞和木马，对智能汽车功能安全、社会和国家安全都存在巨大风险。”谈剑锋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如何防止数据滥用

　　谈剑锋在提案中援引统计数据称，特斯拉可以采集覆盖车主个人信息、车辆环境信息、车辆行驶信息、车主手机信息等200多项信息，国内同类厂商也采集有170多项。

　　“这些信息一方面是用于自动驾驶分析决策，另一方面成为智能汽车厂商进行商业创新和扩展的资源。”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但是如此大量的信息，如果是关键人群的个人信息、个人行为信息，车路协同获取的实时环境信息、敏感地理位置等信息，汇集到独立的商业化公司手里，一旦被滥用或恶意使用，必将对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带来巨大风险。”

　　“特斯拉未来在中国建数据中心是肯定要做的，就像当年的苹果公司一样。”谈剑锋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未来可能会达成一个协议，针对一些必须要出境的数据，国家可能会对这些数据的量设定一个限制额度，而且关键的核心数据肯定要保留在中国，其他数据可能需要在审核之后方可出境。”

　　对此，谈剑锋建议，智能汽车，尤其是高等级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具有强大的数据采集能力，亟须加快落实相关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应用法律法规和标准。

　　他建议，由网信办牵头工信部，尽快完善和落实智能汽车软件供应链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和标准，确保产业安全、健康稳定发展。从软件供应链着手，做好软件代码安全审核和规范，在符合国际规范的前提下，完善相关行业监管法规，要求代码透明，要求各类软件都要通过安全检测，尽可能减少软件漏洞和木马，确保产业安全、健康稳定发展。

　　此外，他认为需要加快智能汽车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细则的落地执行，确保社会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加强数据采集类型和范围约束，尤其是针对采用单车智能技术，采集大量个人和环境信息的智能汽车，应要求其遵守国家法律、标准，采集的车主数据、环境数据和路网数据遵循合规和最小可用原则，不可过度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