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物的反面、事物相互变化的关系中认识问题，是老子哲学的一个特点。譬如对于祸与福，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祸与福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变化。一桩祸事，也许会导引出一桩福事；反之，一桩福事，也许会导引出一桩祸事。

祸福相互转化，有时纯属偶然，并无规则可循。《淮南子》中记载了一则故事：靠近边塞居住的一位老人，家中有一匹马无缘无故跑到塞外去了。邻人都为此感到可惜，老人却说：“何以知道这不会带来福呢？”过了几个月，那匹跑走的马带着一匹塞外的骏马回来了，邻人都为此向老人祝贺，老人却说：“何以知道这不会造成祸呢？”果然，老人的儿子因为家中有许多好马，喜爱骑术，从马上摔下来，把大腿骨摔断了。邻人纷纷向老人表示劝慰，老人又说：“何以知道这不会带来福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塞。靠近边塞一带的青壮年都被征兵入伍，死者十居八九。老人的儿子却因跛脚的缘故幸免于难，得以父子相保。在讲完这则故事以后，书中感慨地说：“祸之为福，福之为祸，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上述故事留下了一个尽人皆知的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然，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像“塞翁”那样遇到一长串祸福连锁变化的情况，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里极少见。但是，通常的所谓因祸得福，或因福得祸，那就毫不稀罕。说起来，世间的事情都有因果关系，然而，许多原来毫不相干的“因”，恰巧凑成一个出人意料的“果”，又怎么能够抓住或躲避呢？祸福的变化如果太强烈，譬如一个中了彩票大奖的人兴高采烈地去取钱，恰巧碰上一个喝醉酒的汽车司机，把他撞了个半死不活，人们就不禁要大大地感叹“祸福无常”了。

在另一种情况下，祸福的转化是有规则可循，可以预防或争取的。

譬如说，穷人家的孩子，因为处境艰难，从小就洞晓世事，发奋努力，终于获得事业成就，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像美国以“发明大王”著称的爱迪生，只读过6个月小学，10多岁便在车站卖报，后来又当小贩，其生存条件是相当不利的。然而爱迪生却因生存的困境激发起强大的求知欲与成功欲，在公共图书馆自学了一定的知识，又凭借他的机敏与顽强，一生中完成了1000多项发明，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荣誉，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重要足迹。尽管由于爱迪生没有提出过高深的理论，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他是科学家，但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所取得的成就，是一般科学家做不到的。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说“天意”如何，未免玄虚难信，但去除这一层意思，我们确实看到，许多伟人从惊人的磨难中成长起来，为人类承担了“大任”。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形。举例来说，20世纪50年代，苏联首先完成了载人太空飞行，加加林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太空英雄。这一成就给美国以沉重的打击，一时朝野上下惊惶万分。尔后美国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从事太空飞行研究，取得突破，实现了“阿波罗”登月计划，以后又成功研制了航天飞机，在航天领域全面领先于苏联。这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吧。

相反，“因福得祸”的例子也很常见。富贵人家的子弟沉溺于享乐，一事无成，乃至德行败坏、胡作非为，导致破家灭门，成为戏剧、小说中屡见不鲜的素材。对于一个国家，孟子甚至说，倘若内无严正的大臣，外又无敌国构成患难，总是要亡国。粗看起来，前一条容易理解，后一条则令人疑惑：外无敌患，正是平安之福，怎能说是亡国之因呢？细细一想就明白：在这样安乐的环境中，平庸的统治者岂能不走向骄狂荒怠的道路，把国家弄到破灭为止？这正是福可致祸。

我们在这里说及的后一种祸福转化现象，往更深处探究，就涉及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挑战—反应机制。可以说，人类一方面具有强大的应变能力和无限的创造力，同时又具有安于现状、厌惧改变的惰性。当外界环境对人类生存造成困难、压迫时，往往激发了前一种力量；当外界环境缺乏压迫力时，往往诱导后一种习性。我们看这个地球上，除了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文明发达较早的，主要在寒带和温带，而不在自然物产丰富、维持生存更容易的热带。所以，孟子的另一句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有其深刻道理的。

当然，应该注意到，后一种祸福转化，并不完全是两者之间自然而然的运动，这里面有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倘若说“祸”是一个挑战，你必须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才有可能转祸为福；如果只是束手无策、自悲自悯，则除了令祸害不断加深加重，别无结果。同样，处于“福”境，倘能始终保持警惕戒备，也能够预防它向祸转化——只不过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总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老子提出祸福相倚相伏，除了说明凡事都会向其反面转化的道理，也是要提醒人们福不可恃。汉代刘向《说苑·敬慎》篇中引用了一段老子的话，是传世《老子》书中没有的。有人说这是《老子》佚文，有人说是刘向的假托和发挥。不管怎样，这段话很符合老子的本意，即“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这的确是值得人们记取的格言。

回到开头，我们知道祸福转化有时纯属偶然，非人所能控测。对于这一点，我们只好引用中国的一句古训：尽人事以听天命。变化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法则，怎么能够要求恒久不变的好福气呢？

二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想战胜一个对手，该用什么办法呢？一般人想到的是，发动自己的力量，去打击它、削弱它，直至消灭它。但老子不这样看，他提出的取胜途径，与常人的设想正相反。那就是上面的引文所说：一个对手，你想压缩它，先要使它扩张；想削弱它，先要使它强大；想废除它，先要使它兴旺；想从它那里夺取，先要给予它好处。

把这一套运用于政治斗争、权力斗争，就成为典型的谋略术。让我们用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事例来说明。

春秋时期，吴国（位于今江苏）与越国（位于今浙江）相争，越国大败，几乎亡国。越王勾践亲自到吴王夫差宫中做奴仆，才勉强使越国保存下来。后来吴王看他一贯忠诚恭谨，就把他放回去了。勾践归国后，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积蓄复仇的力量。但此时越是吴的附属国，处在吴的监视和压榨之下，强弱对比悬殊，要说复仇，谈何容易？

然而勾践却找到了机会，这便是吴王夫差的扩张野心。吴、越本来都是僻处东南的落后国家，与中原各国没有多少联系。夫差打败越国之后国力强盛，于是不甘寂寞，想北上中原，争霸天下。勾践一方面示以柔弱，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吴国的扩张计划。当夫差准备北伐齐国时，勾践亲率群臣入朝，贡献大量资财供吴军使用。数年之中，吴国果然在北方建立起相当大的势力，俨然以霸主自居。看起来，吴国显得很强大，但由于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国内变得空虚。越国趁吴国大军在外之际，以精兵突袭，给吴人以沉重的打击，迫使夫差承认两国的平等地位。其后经过多年相持，越国终于消灭了吴国，逼得不可一世的吴王夫差拔剑自刎。

以上是政治斗争中的例子，在其他方面，老子的谋略术也是适用的。譬如在西方早期的商业市场上，一家公司为了打垮另一家公司，会故意引诱对手做不切实际、超出其资金应付能力的发展，使其在膨胀中失去弹性，而后在其薄弱环节上给予有力一击，这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对方崩溃。中国的围棋，也不乏此类战术。在行棋中，你可以把看起来明显有利于对方的“点”让出来，使对方不能不为之心动，从而难以按照原有的布局行棋。当对方棋面大肆扩张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力量分散、联络不牢靠、防线松浮等各种各样的毛病，这就造成了攻击对方的好机会。 

一般推测《老子》写成于战国初期或中期，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大统一出现之前，各诸侯国围绕生死存亡进行激烈搏斗的时代，仁义之道无人问津，谋略权术大为盛行。虽然《老子》总体上反对竞争，主张淡泊虚静，但同样不乏谈论谋略的成分，只不过它更富于抽象哲理的倾向。后世政治家演绎其哲理，运用于实务，得益匪浅。所以，《老子》比《庄子》更受政治家青睐。

（摘自《长得逍遥自在心》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