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约翰·利兰 葛雪蕾 译

　　“一天天的，太艰难了。”

　　美国人口普查局并没有为美国人的晚年生活描绘一幅诱人的画面。在85岁以上人口当中，有1/3的人表示他们听力不佳；有31%的人无法自理；有一半的人无法独立行走和生活；有28%的人说他们有认知困难。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关节炎、阿尔茨海默病以及其他失智症——到了70岁，这些病症的患病率都大幅度增加，并且逐年加剧。我们虽然活得更长了，但正如伟大的老年学专家斯博汀·赖夫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姑娘愿意同我们亲近，这怎么能叫活着？”

　　1977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和流行病学家欧内斯特·M.格伦贝格，把这些致贫的疾病称为“成功的失败”：医疗系统越是能让人们活到高龄，他们就越有可能患上严重降低生活质量的慢性疾病。格伦贝格认为，我们应该把医疗视作类似病原体的流行病学因素，它降低了死亡率，但提高了患病率和残疾率。该系统的优先重点被歪曲了，它致力于延长寿命，而不是促进健康。因此，研究资金大多被用来消除往往很快就会起效的急性致死病因，而不是推迟或防止那些拖拖拉拉、使患者全家陷入漫长痛苦的慢性疾病。

　　在格伦贝格看来，这违背了“不伤害病人”的誓言。比如，如果癌症患者通常死于肺炎，而我们找到了治疗肺炎的方法，那么我们针对他们的癌症所做的就是：确保他们有更多的年头慢慢被癌症吞噬。他们距离临终的时间本来是一天，而我们给了他们一个月，然后称之为医学进步。

　　他写道：“这种要命的思维非但没有促进大家的健康，反而提高了患病率和残疾率。既然我们意识到，我们过去40年里的救命技术胜过了保持健康的技术，实际效果是使大家的健康状况恶化，那么我们就必须着手寻找正在不断延长的慢性疾病的可避免病因。”没错，医学在帮助我们活得更长，但多出来的这些年被添加在了生命的末尾，而那时我们已经太衰弱或者病得太重，无法享受生活的乐趣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格伦贝格是在回应人口统计信息所体现出的一个变化。我没见过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我儿子见过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的3位；我儿子的子女有微小的可能见到1位以上曾祖父母或者外曾祖父母（让我们拭目以待）。美国的人口分布曾经像一座金字塔——基部是大量新生儿，往上逐渐缩减到顶端的65岁以上人口。如今却越来越像长方形，底部的婴儿数量减少，8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增加。这个长方形顶部的人肯定会使医疗和社会保障系统承受巨大的压力。

　　不过，数量空前的老人也会带来好处。其中有些是经济上的——所有健康的、受过良好教育、经验丰富的老人，能对经济做出令之前的老人望尘莫及的贡献。与此同等重要的是，他们还能向我们这些有朝一日也会变老的人传授智慧，不只关于过去，也关于未来。如果我们只把他们看作联邦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那我们就是在浪费尚未估算过的资源。

　　重新定义衰老

　　衰老现在不是从前的概念了。现在美国人步入老龄时，身上留下的岁月痕迹比以往几代人都少——累死人的体力劳动变少了，吸烟少了，小时候易得的大病和感染也少了。老人如今有他汀类药物让心脏保持有规律的跳动，有白内障手术让生活保持光明，有人工髋关节和膝关节让他们继续行走，有时髦的小型摩托车让他们在新膝盖不好使的时候仍可以到处活动。改进后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技术也表明，与数十年来的医学知识相反，大脑在整个人生当中都在持续形成新的神经元，人们可以像通过定期锻炼来强健肱二头肌一样增加脑细胞的数量。

　　格伦贝格分析出“成功的失败”3年后，斯坦福大学有一位名叫詹姆斯·F.弗里斯的风湿病学家提出了一种与之大不相同的变老模式。弗里斯提到的不是成功的失败，而是成功的成功。尽管医学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无法消除老人的疾病和脆弱性，但可以延缓疾病和脆弱性的出现，把不好的情况推到最后几年。我们不是把时间添加到一切即将崩塌的生命尽头，而是添加到中间阶段。弗里斯将这种效应称为“发病率紧缩”。他同时提出了增强这种效应的简单方法，比如，减少年轻时的肥胖和糖尿病，以及推后置换衰竭的肾或肝。弗里斯后来又重新修订了该理论，并且通过几项长期研究提供了佐证。他改善老龄状况的处方，即便没有被原样照搬，至少也得到了广泛采纳。

　　在名为“动态平衡”的第三种变老模式中，医学发展使得人们能够从以往足以致命或者使他们的健康急剧恶化的心脏病或癌症中康复。这种老龄模式就像美国东海岸切萨皮克湾跨海大桥一样：你上行一段时间，然后下行，然后又上行，直到时间用尽。

　　这些变老模式具有重大的政策影响，尤其是考虑到临终关怀的花费。插进我父亲喉咙的呼吸机让他的生命延长了几天，但那几天耗资不菲，而且对他没什么价值——这是标准的成功的失败。我记得，在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他开始经常散步锻炼身体，还服药控制高血压。他70多岁的时候比60多岁时更健康，这为发病率紧缩和动态平衡模式提供了佐证。

　　但是，无论最后阶段是缩短还是拉长，所有人都会变老——动脉硬化、关节肿胀、头发脱落或变白、肾脏失去活力、皮肤不再像过去那样富有弹性。阿尔茨海默病也有自己的时间表，而目前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放慢其速度。

　　丧失认知能力不是大问题。大脑有多种认知形式，涉及不同区域，因为变老而受到的影响也不同。有关工作的记忆（比如，回想起刚听到的一连串数字的能力）削弱了，但对中学时代的长期记忆可能仍然鲜活。这些记忆在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竞赛中获胜，继续存在于你的大脑中，不那么容易消失。随着我们变老，处理新信息的速度会放慢，同时完成多项任务的速度也会变得极其缓慢。但同样属实的是：我们处理新信息的需求少了，因为我们没有在探索新领域或者试图掌握新技术。纽约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埃尔克霍农·戈德伯格称之为“智慧悖论”。他提到，随着大脑老化，心智在某些有用的方面可以变得更强大。“现在不该再简单地从精神损害或者仅从损害的角度看待心智和头脑老化了，心智老化同样是有好处的。”

　　神经学家经常会区分信息处理与模式识别。这些是在大脑的不同区域进行的，随着我们变老，表现有所不同。大致地说，信息处理功能涉及大脑皮层和皮层下部以及大脑右半球，而模式识别涉及新皮层和大脑左半球。处理信息需要大量脑力，识别模式需要的则相对较少。随着我们变老，前者做得比较少，后者做得比较多。我们不再需要了解新路线和新菜肴，不再寻求去新餐馆就餐的体验，我们知道某家餐馆星期六的培根是最新鲜的就可以了。

　　肿瘤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伊齐基尔·埃曼纽尔是奥巴马政府《平价医疗法》的设计者之一。他很惋惜地说，科学家和艺术家很少在40岁之后取得重大认知突破，因为他们的大脑不再具备对本已复杂的世界形成新认知的强大功率。也就是说，57岁的埃曼纽尔不太可能找到治疗淋巴癌或者乳腺癌的全新方法。他大脑中负责解决复杂问题的衰老的皮层和下皮层细胞，根本没法撞击出火花，以照亮道路。

　　埃曼纽尔说他的癌症病人都表示，癌症让他们知道了什么才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一见解源自经验和识别模式的能力。他25岁时不可能有这样的见解(那时候他大脑里的处理中心还处于形成期)，因为他还没有见过足够多的病人，所以识别不出这种模式。不过，对他来说，这种见解无疑和任何实验突破一样有用，能够让他真正明白，他想要怎样活着和死去。随着年龄增长，大脑识别模式的能力衰退得相对较慢。相较年轻人，老人的大脑里还有更多范本可以参考，因为老人确实有更多经验可供利用。如果你经历过“大萧条”，那么当雷曼兄弟破产时，你就不会那么震惊了。

　　（摘自《长寿的代价》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