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娅

　　像所有的认知症患者家属一样，等我们感觉到事情不对头时，老妈早已在病魔的偷袭下失去了往日的优雅：

　　正忙于工作的我，有时一天里会接到她好几个电话，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家里烧饭的锅，锅把儿开始“残疾”，因为她忘了关火；

　　把钥匙落在家中，她撞上门就出去云游了；

　　她貌似坐在沙发上认真读报，但仔细一看，却发现原来她手中那张《参考消息》头朝下……

　　我们聪明、要强、独立的老妈，渐渐地开始让我们哭笑不得，继而让我们忧心忡忡。

　　唉，那是哪一年，是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发现事情不对头了？

　　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唯一的时间点是2007年5月31日，因为在这一天的《效率手册》上，我写下了“带妈妈去北医六院看病”。

　　在此之前至少两三年，也或许像一些书上说的，早在10年20年前，可能她脑部的退化就开始了。

　　而20年前，正是妈妈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86年底，我父亲在新华社巴黎分社社长任上被查出肝部肿瘤，同在分社工作的妈妈陪他回国治疗。8个月后，父亲的肝癌终于不治。

　　安葬了父亲后，妈妈原本期待能重返巴黎工作，但单位让她办了离休手续。最初的几年，妈妈和朋友一起编纂了一部法汉大词典。还曾到一家基金会上过几天班，但她没有在那里找到感觉。此后，她不再工作，除了偶尔出去旅游，就是独居家中。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她大脑中一场攻城略地之战，就已经悄悄打响：那里面正出现越来越多阴险的β-淀粉样斑块，原来灵动的神经元纤维也不再翩然起舞，而是慢慢地纠缠在一起……

　　好在，受过教育的我们，很快就明白不是妈妈“老糊涂”了，不是妈妈故意给我们捣乱，而可能是病了，得了那个叫作什么“阿尔茨海默”的病（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认知症”这个术语）。

　　毫无疑问，要带妈妈去看病。

　　但，带妈妈去看病，是一个何等艰巨的任务啊！

　　跟她说：“妈，你现在记忆力衰退得有点快，咱们去医院看看吧！”

　　她有成千上万个理由拒绝你：

　　“谁说我记忆力不好？我记忆力好着呢！我去买菜，卖菜的都说我脑子快。”

　　“胡说，我才没病呢，我身体好着呢！”

　　“我同学都说：你的微积分我们都比不上……”

　　呵呵，的确，我这个要强的老妈有个很不错的数理化脑瓜，但阴差阳错，她竟然跟着我那文学青年出身的爹，进了《新华日报》，又进了新华社，成了一名搞国际新闻的记者和编辑。当然，她的聪明脑袋瓜，让她很快掌握了法语。当北非原法属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要求新华社派驻记者时，我那学英语的爹跟着她从大分社开罗到了摩洛哥，因为当时在那里，只有我妈一个人能说法语。

　　可是，俱往矣，老妈，你现在不再是令同学羡慕的学霸，也不再是事业上的女强人，你就是一个大脑衰退得让人担心的老太太，你必须去看病。

　　在若干次正儿八经的劝告无效后，我只能另辟蹊径：既然你不承认自己的记忆力出了问题，我也就不说带你去看什么病；既然你总是拒绝，我就不再征求你的意见，直接挂好专家的号；既然你不愿意去医院，我就说带你出去玩玩……总之，我连蒙带骗地，居然就在那一天，成功地把她带到了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进了医院的妈妈，竟然立刻就变“乖”了很多。她默默地坐在候诊室等着看病。当医生给她测查记忆时，她也努力完成了“作业”，只是最后的结果让她火冒三丈，她在走廊里大喊：“胡说八道！谁说我记忆不好，我的记忆力比你们都好！我没病！”

　　77岁的老妈，记忆力已经在同龄人的最低水平上。毫无疑问，她得了病，这个病正在让她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日渐退化。

　　于欣所长诚恳地说，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治疗，除了吃药有助于延缓疾病进程外，最重要的就是增加社会交往，社会交往是对这个病最有效的防治方法。

　　于大夫一连说了好几遍。其实我早就明白，妈妈得病多少和她缺乏社会交往有关，但偏偏她就是一个爱独来独往的人。

　　楼下的小花园，是许多离退休老人聚集的地方，也是老妈外出的必经之路。但她从那里路过时，眼睛仿佛长在脑门上，对那些坐着聊天的老人几乎视而不见。好在我家在这个院子住了几十年，总会碰到些熟人，比如我的幼儿园老师，这时妈妈才能停下来聊上几句。最开始，还有几个老同事邀她每周打一次麻将，但随着老同事要么进了养老院，要么“走”了，麻将小组也就自行解散了。

　　3个孩子彼时还都有自己的工作，但父亲去世后，我们只要在北京，每周都会回家看老妈，我和妹妹也经常接妈妈到自己家里小住。

　　在离休后的日子里，老妈每天的生活还算规律，除了买菜、做饭、散步、浇花外，就是在家读报。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读报，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我曾劝她养只猫或狗，因为心理学上有所谓的“宠物疗法”。对很多老人来说，宠物有效地改善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帮助他们建立了新的社会联结。但我的老妈说：“我们编辑部的人都不养狗。”——哦，原来养猫养狗会让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专业人士。我想，那是她需要保持的一种身份，即便是在离休以后，她也要维持这样一种身份，那是她的生命价值所在。

　　医生希望她能经常去复查，以了解病情的进展情况，但老妈坚决不从。虽然她脑子开始糊涂，但一说起去医院，她就明白得很。我们说服不了她，又不能绑架她，只好更多地回家陪伴她，督促她吃药，陪伴她外出，让她能有机会通过接触外界，获得新鲜的信息刺激。

　　紫竹院的河开了，我们拉着老妈去嗅早春的气息；

　　玉渊潭的樱花开了，我们假装去日本赏樱；

　　景山公园漫山都是中老年人的合唱团，咱们也去看热闹，看看她是否也能张开嘴；

　　过年了，咱们一起到城乡贸易中心买件新衣；

　　院子周边的街道，咱每次挎着老妈遛弯都走不同的路……

　　现在回过头来想，陪已经被认知症侵袭的老妈，不仅需要我们付出时间，还特别需要我们付出心力，需要我们具有创造性——我买了涂色的画本，让她跟着我涂色；我和她下她喜欢的跳棋；她数学好，我就买了数独习题集想让她做；我用iPad上的应用软件教她画画；我逗她回忆生活中的经历；我还假装帮她给朋友写信；甚至，我还带她去看了初恋男友。

　　那个伯伯是她去解放区时认识的，后来妈妈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去了，那位伯伯被组织留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工作，不知怎的就失去了联系。待到再次见面，已经是“文革”结束后。

　　见面那天，那个伯伯曾对我妈妈说：“这些年，你是出国、出国、再出国，而我是下放、下放、再下放。”

　　我还记得那天带妈妈去看那个伯伯，下了公交车，天已经有点黑了。我给伯伯打电话，他到大门口来接我们。昏黄的路灯下，老人佝偻着身子走了出来，他看到妈妈，一把拉住了她的手。

　　看到两位老人手拉手蹒跚地走在我前面，我心酸不已，也感动不已。

　　我猜那天伯伯也深受触动吧，但我那聪明要强的老妈，已然失去了和他对话的能力……

　　（摘自《给妈妈当妈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