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一个人的基因是否支持，多巴胺能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快乐的“快乐分子”

　　1957年，凯瑟琳·蒙塔古在大脑中发现了多巴胺，她是伦敦附近伦韦尔医院一个实验室的研究员。一开始，研究人员认为多巴胺只用于产生去甲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是在大脑中发现的一种肾上腺素。但随后科学家观察到了奇怪的事情：虽然只有0.0005%，即20万分之一的脑细胞可以产生多巴胺，但这些细胞却能对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当参与者产生多巴胺时，他们能体验到快乐的感觉，因此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激活这些稀有细胞。实际上在特定情况下，激活让人“感觉良好”的多巴胺，是人们无法抗拒的诱惑。一些科学家给多巴胺取名为“快乐分子”。大脑中产生多巴胺的途径，被称为“奖赏回路”。

　　对吸毒者的实验进一步巩固了多巴胺作为快乐分子的声誉。研究人员给他们注射了可卡因和放射性的糖（普通糖没有放射性，放射性的糖是指使用放射性原子标记的糖类分子，利用其放射性，可以追踪这些分子在体内的去向和分布。——译者注）的混合物，这样科学家就能知道大脑中的哪个部位消耗的热量最多。当可卡因起作用时，参与者被询问他们感觉如何。研究人员发现，多巴胺奖赏回路的活性越高，参与者的快感就越强烈。当大脑内的可卡因被清除干净后，多巴胺的活性降低，快感随之消失。另一些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由此可以证实多巴胺是快乐分子的结论。

　　当其他研究者试图重复这些结果时，意外发生了。研究者认为，多巴胺通路之所以被进化出来，肯定不是为了让人对毒品产生快感，而是可能毒品模拟了刺激产生多巴胺的机制。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多巴胺的产生受到了生存需求和繁衍活动的驱动。于是研究者用食物代替可卡因，期望能看到相同的效应。但他们的发现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这一发现开启了对多巴胺的探索历程，最终摘掉了它“快乐分子”的称号。

　　研究者发现，多巴胺跟快乐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它的影响力比“快乐”要大得多。理解多巴胺的作用，成为解释甚至预测一系列行为的关键。这些行为覆盖了人类事业中极其广泛的范围：创造艺术、文学和音乐，追求成功，发现新世界和自然界的新规律，思考上帝的存在，以及坠入爱河。

　　发明家、企业家

　　和诺贝尔奖获得者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已经取得了惊人的多巴胺能（指与多巴胺相关的过程或行为，特别是指会释放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的某一过程或行为，或多巴胺参与的生理过程。——译者注）成就。根据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移民研究所发表的一份研究简报，1901年至2013年间，美国人收获了42%的诺贝尔奖，是世界上诺奖得主最多的国家。此外，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很高的比例是移民。这些移民中来自加拿大的最多（占13%），其次是德国和英国（均为11%）。

　　如今的美国继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中的杰出人才一直维持着相当高的比例。新经济（指建立在网络交易和高科技基础上的后工业化的世界经济。——编者注）中一些最重要的公司是由移民创办的，包括谷歌、英特尔、贝宝、易趣和色拉布。截至2005年，硅谷52%的初创企业是由移民创办的。鉴于移民只占美国人口的13%，这一数字相当可观。为美国提供最多科技企业家的国家是印度。

　　在《杰出的人：移民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并定义我们的未来》一书中，作者报告说，2006年，在美国政府提交的所有国际专利申请中，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中有40%是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主要技术公司的专利也主要是由移民申请的，思科的60%、通用电气的64%、默克的65%，以及高通的72%专利，是由移民申请的。

　　移民做的事情远不止创办科技公司，从美甲沙龙、餐馆、干洗店到美国发展最快的公司，在美国所有新的企业中，移民创办了1/4，其人均创业人数是其他美国人的两倍左右。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我们兜了一圈，又找到了与多巴胺的直接联系。

　　英国华威商学院创业与创新企业研究中心的尼科斯·尼科拉乌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在英国招募了1335人，要求他们填写一份创业调查问卷，并提供一份血液样本，用于DNA提取。志愿者的平均年龄为55岁，其中83%是女性。尼科拉乌发现了一个多巴胺基因，它有两种形式（等位基因），除了一个基本单元外，其他都是相同的。换句话说，这两个等位基因只有一个核酸不同，而正是这个核酸的不同，使得其中一种形式比另一种更活跃。拥有更活跃形式的人，其创业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近两倍。

　　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多巴胺能移民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由美国巴布森学院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赞助的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全球创业精神监测”发现，人均新公司创立量最高的4个国家是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和澳大利亚，其中3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人口位列世界移民人口的前9位，而以色列本来就是由移民建立的国家。

　　世界上高多巴胺能人群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一个国家有得，另一个国家必有失。许多美国移民来自欧洲，这些移民增加了美国的多巴胺能基因库，所以欧洲的剩余人口更有可能采取注重当下的生活方式。（代表变革的美国自由派比保守派更倾向于多巴胺能的方式，而保守派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在欧洲则相反，自由政府通常代表现状，而右翼政党主张彻底变革）

　　皮尤研究中心为了解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更多差异进行了一项调查，在一份名为《美国与西欧价值观差距》的报告中公布了他们的调查结果。虽然价值观受到遗传学之外许多因素的影响，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与多巴胺能人格密切相关。例如，他们问：“人生成功与否，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的吗？”在德国有72%的人同意这个说法，在法国为57%，在英国为41%。不过，只有略多于1/3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主导成功的是外部因素，而大多数人则持更为多巴胺能的观点。

　　多巴胺能的差异也体现在其他问题上。美国人更可能赞成使用军事力量，即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强加改变，他们可能认为没有必要获得联合国的许可。他们也更重视宗教在人一生中的作用，50%的人认为宗教非常重要。而在欧洲，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这么认为，在西班牙为22%，在德国为21%，在英国为17%，在法国为13%。

　　美国和其他移民社会可能拥有最多的多巴胺能基因，但无论一个人的基因是否支持，多巴胺能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今世界的特点是充满源源不断流动的信息、新产品和广告，每个人都迫切地需要得到更多。多巴胺现在与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联系在了一起，它已经占据了我们的灵魂。

　　（摘自《贪婪的多巴胺》一书）［美］丹尼尔·利伯曼 ［美］迈克尔·E.朗 郑李垚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