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史拉开序幕，人们的衣、食、住、行都逐渐西化。其中中国传统服饰在西方文化影响下走向现代服饰形制。千禧年后，中国服装产业也在全球化浪潮中跟随主流规则，遵循一年两季的成衣发布和订货模式。

设计师郭培的作品

　　很多人用“拿来主义”概括中国当代服饰，但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年代，中国人对于本土元素的转化都是炉火纯青的。传统或民族的元素在提炼、解构中，完成了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接纳，这种平衡之道如今也对外输出，在国际平台上展现出“中国摩登”的生命力。

　　中国服装史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世界同步是在民国时期。西方的近代思潮涌入境内，也同样反映在当时的服装设计中。

1930 年代前期，符合工业革命主题的机械花纹 图片来源：廉子雎收藏

　　“中山装” 的发明就是典型的案例。根据 1926 年《良友》画报报道，孙中山在日本多年，仿效日本学生装和欧洲军服，设计出具有时代精神的“国服”。

　　虽然中山装的外形来自海外，但设计思想却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民国时期的进步思想：上衣的四个口袋分别代表礼、义、廉、耻；胸口倒山字形的“笔架盖”，则表达民主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敬重；前襟的五粒纽扣则表示五权宪法学说；左右袖口的三个纽扣表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和平等、自由、博爱的“共和”理念。介于唐装和西装之间的中山装，因为中西合璧的理念，成为中国服装史中具有标志意义的经典。

中山装

　　民主的社会风气让服装不再是封建礼教中划分阶级的工具，“美是生活”的价值观也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普及起来。近代服装收藏家和研究者廉子雎表示，民国时期的服装改革，从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西化。多元文化交织的过程中，也融入了中国人的微妙情绪：当时的设计师也在那个年代的时装中隐晦地加入了民族符号。廉子雎展示了一件织锦大袖短袄，纹样源自 20 年代西方盛行的 Art deco 艺术装饰风格。

　　织物上的球型图案被放大时，能看到一些蜿蜒的曲线，其原型是中国的玉璧，设计师将所有几何图案限制在这个球型里，引用的又是清代流行的皮球花元素，而这样将传统元素融入时代精神的案例，在民国服装中数不胜数。

1920 年代后期，Art Deco 中西合璧纹样 图片来源：廉子雎收藏

　　服装是观念的物化。在更为先锋的时代语境下，中国古代服装中的禁忌和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汉代以后，黄金色象征着皇权，平民百姓不得以赤黄为衣。设计师郭培的祖母成长于传统家庭，依旧严格遵守着传统的色彩观，而“金”又是郭培最具标志性的色彩元素。郭培曾这样解释：现代人会用金不换、意志如金来形容人的品质，金色依旧象征着绝对的高度。在设计师“援西入中”的视角下，传统元素拥有了更入时的含义。

郭培的“大金”系列礼服

　　在廉子雎的收藏中，除了带有机械花卉、克苏鲁味道的奇异菊纹的“摩登民国款”，还有汉代车马人物刺绣的旗袍。

1940 年代中期，汉代车马人物刺绣 图片来源：廉子雎收藏

　　廉子雎表示，民国时期的“考古热”让很多千年古墓重现于世，出土文物上的“文化符号”成为新的时尚元素出现在时装上，可以类比西方的“埃及复兴”。“哪怕在临近改革开放的时期，慕古潮流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廉子雎告诉 WWD China， 他曾在香港收到一件七十年代旗袍，印花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图案。“这件衣服的主人将中国千年的历史穿上香港街头，本身就是身体力行的传承。”

　　“时尚考古” 不但体现在图案中，也体现在廓形上。传统的西式剪裁注重勾勒人体的形态和线条，而东方剪裁不以人为中心，以直线条的平面造型体现礼仪信仰，如何在看似对立的方法论中求同存异，成长于多元文化中的中国独立设计师给出了答案。

　　设计师刘旻毕业于伦敦时装学院，2010 年创办个人女装品牌 Ms MIN，创作灵感来自连接着千年时光的地域习俗、传统文化和艺术宗教。刘旻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老东西都能契合当下，有关本土文化的表达也不应局限于历史图像或典籍里的只言片语。在 Ms MIN 的系列中，一片式剪裁、传统的刺绣工艺融入实穿、易于打理的面料，让中式特有的内敛气韵有了符合当下的表达。

将传统元素融入剪裁的Ms MIN

　　中国元素不单单存在于汉族，56 个民族的着装风格，都传递着传承千年的华夏美学。国际时尚界的大师们将少数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入创作，印证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被誉为“安特卫普六君子”之一的比利时设计师 Dries Van Noten 曾将苗族传统银饰的花纹转变为针织纹样，低调地藏匿于裤装的滚边中；John Galliano 在执掌 Dior 期间，也将苗寨的硕大配饰与带有龙袍刺绣的法式礼服混搭，通过脱离于中国文化体系的视角，对民族元素进行艺术化的重组。

John Gallinao为Dior设计的1997秋冬系列

　　如果说西方设计师对中国元素的应用还停留在视觉层面，在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受到同源文化洗礼的设计师们则更深入地应用着扎根于土壤中国元素。出品于 1995 年的山本耀司长裙印有大片金色团菊纹，也是日本的国徽标志。其实，十六瓣的团菊图纹早在魏晋时期就出现在石砖上，观赏菊花于公元八世纪传入日本，深受皇室喜爱，并成为日本的民族标志。

1995年，山本耀司，图片源于廉子雎收藏

　　李泽厚在《美学三书》中表示，华夏美学的特征，不完全是由汉字、毛笔、木结构决定的，比物质载体更重要的是创作者、欣赏者等“人的载体”。在中国文化的输出中，中华美学的钦慕者不单单来自本土，也来自五湖四海。

　　中国的时尚符号在时代的车轮中与时俱进，中华文化的创造者们以“大其心能体天下之物”的胸襟多元统摄，将“相非”的思想和文化转变为“相济”的思想和文化，让传统在共生共成的新体系中开枝散叶。W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