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谢毓元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生清瘦，晚年尤是。

　　仲夏时分，他总爱穿一件短袖衬衫。思考问题或是看书时，他总眉头有点紧锁，抽一根香烟，然后就开始了他的讲话。讲话时，他总是微笑着娓娓道来，带有淡淡的吴语口音。

　　纪录片和传记里，他一次次讲述自己从化学门外汉，到钻研化学并研制开发出治病救人的药物的经历。终其一生，他都在用行动讲述孔子的忠恕之道。他觉得一个人立身处世，要忠于国家、忠于朋友、忠于工作，宽以待人。这是他一生的信条。

　　在漫长的人生中，谢毓元多次根据国家需求转换研究方向，为我国药物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他说，“走过大半辈子，我最深的感受是，人最大的快乐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以自己的辛勤工作造福社会，为社会所承认。”

　　2021年3月27日，97岁的谢毓元在上海逝世。今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药物所）原所长谢毓元的百年诞辰。他的故事，值得一代又一代人重温。

　　2003年，谢毓元在实验室

　　时局动荡，苦读不辍

　　1924年4月19日，北京西四兵马司胡同的深宅大院里，传来一声嘹亮的啼哭。出身于书香门第，谢毓元自幼年时期就沉浸在经史子集的熏陶中，从未想过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将与瓶瓶罐罐的试剂打交道，并研发出治病救人的药物。

　　由于时局动荡，谢毓元4岁时随全家迁回苏州生活，又在烽火战乱中辗转多地求学。1940年，谢毓元从苏州中学毕业，并考入当时迁沪的私立东吴大学。次年，日军占领租界，父亲极具文人风骨，不让谢毓元在敌占区读书，他便辍学在家四年之久。期间，谢毓元并没有荒废学业，而是大量阅读英文小说，并记诵《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古文经典。

　　抗战胜利后，谢毓元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跟随化学家张青莲先生学习，初步涉足科研工作。

　　在清华的同窗好友胡亚东的印象里，谢毓元不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而且精于实验，以思维敏捷著称：“他读书显得很轻松，不费力，无论是读书或读笔记都似古人手持书卷漫步朗读。”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谢毓元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留校担任助教，但他很快发现，单纯的教学工作并不适合自己。加之早年间，谢毓元曾亲眼目睹大哥大嫂患肺痨去世，而二姐也多年受肺病折磨，便萌生了药物研究的想法。

　　由此，谢毓元转入上海药物所。在这里，他开启了半个多世纪的药物研究生涯。

　　1953年，谢毓元在上海药物所实验室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刚进入研究室时，谢毓元在上海武康路395号的一栋四层小洋楼里做实验。当时整个研究室仅有7名工作人员，谢毓元可谓实验室的“元老”。

　　进所初期，谢毓元参与了嵇汝运先生领导的研究血吸虫病防治药物的工作。血吸虫病是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寄生虫病。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血吸虫病患者人数约有1000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近1亿。

　　当时，在我国流行的是日本血吸虫病，而治疗该病的有效药物只有一种，即酒石酸锑钾，俗称吐酒石。这种药物毒性强，有诸多副作用，且有相当高的复发率，但当时人们苦于没有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经过实验，谢毓元与团队设计合成了一系列与锑结合牢固的邻二巯基化合物，在动物实验中有不同程度的疗效。有趣的是，这一研究取得了无心插柳的效果：谢毓元于1954年合成巯锑钠时的一个中间体——二巯基丁二酸钠及其游离酸，被发现对砷、铅等重金属的解毒有很好的效果，并在新亚药厂投入生产。该药于1992年被美国著名的医药公司仿制，这也是第一个被国外公司仿制的中国新药。

　　1992年6月，河南郑州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发生了一场特大砒霜中毒案。当时，有人为了泄私愤，将砒霜投入食堂正在发酵的面粉中，导致788位患者严重中毒，生命垂危。上海市政府火速派专机，空运了一批特效药——二巯丁二酸到郑州进行抢救。好在，服药患者全部转危为安，无一例死亡。

　　作为该药物的发明人，谢毓元曾赶到现场，动情地说“这一辈子也值得了”。

　　由于业务能力出色，谢毓元于1957年被选拔到苏联科学院天然有机化合物化学研究所，为四环素类化合物的全合成开辟了一条全新路径。归国前夕，他的导师施米亚京院士告诉他，“我很后悔没有争取把你留在我这里。”

　　留学归国后，他积极开展天然产物的全合成工作，先后完成了莲芯碱绝对构型的确定和全合成、甘草查尔酮结构的确定和全合成、补骨脂乙素合成以及灰黄霉素的新合成路线研究等有机化学研究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谢毓元受命负责研究放射性核素促排药物，并取得一系列成果。

　　许多同行好奇，药物研发的难度巨大，谢毓元先生为何总能受命于危难，且在不同领域的药物研究中均完成出色工作？谢毓元的学生、课题组接班人杨春皓道出了八字真言：“简约求精，改无可改”。

　　终其一生，谢毓元的研究方向始终以党和国家需求为导向，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正如他在入党申请书中所写的：“随时准备响应党的号召，党要我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绝不讨价还价。”

　　晚年，谢毓元谈及多次转换科研方向的经历，曾面带微笑地说，每一次（换方向）都要花大功夫钻研进去，努力做出些成绩来。他说，“作为共产党员，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1984年，谢毓元被委任为上海药物所第三任所长。

　　那时他已经六十岁，对内，要劳心组织架构、人事关系、科研方向、经费筹措等多方面的问题；对外，还要与当时国际知名的药企建立合作关系，为我国研究的药物跻身世界市场创造条件。药物所的同事交口称赞，说谢所长是“一个高明的谈判家和外交家”。

　　名利于他如浮云，培养后学才是谢毓元的心头快慰。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药物所原所长、研究员陈凯先回忆，所里希望推荐谢毓元先生申报何梁何利奖，申报材料已经写好，但谢先生回答：“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要什么奖？你们应该推荐蒋华良。”陈凯先便劝道，“蒋华良年纪还轻，我们明年推荐他”，谢先生仍然坚辞不受。于是，所里只好按照他的意见推荐了蒋华良，当年蒋华良顺利获得了何梁何利奖。

　　晚年，谢毓元曾总结了经验体会，勉励年轻后辈：首先，对科研工作要有锲而不舍；其次，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也是非常重要的的精神；第三，干任何事情，缺少激情，缺少刻苦钻研、拼搏向上的精神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在这些谆谆教导的结尾，谢毓元特意提到，“拼搏未必是苦行僧式的心无旁骛，隔绝尘世”，还建议学生们在刻苦科研之余，能找些自己喜欢的娱乐活动、体育活动，调节身心。

　　实际上，谢毓元兴趣广泛，具有生活情趣。书香门第出身的谢毓元是个京剧迷，小时就随父亲看马连良、梅兰芳的戏。每年课题组师生联欢，谢毓元的京剧清唱更是保留节目。

　　年轻时，谢毓元加入了药物所篮球队，还在所里的乒乓球联赛中打进前三名。只要有空，谢毓元就会看篮球、足球比赛，对美国NBA、甲A联赛的热爱不亚于年轻人。外人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大科学家还会半夜爬起来看球赛。

　　据学生谢雨礼回忆，“即使最后插管躺在医院床上，先生充满情趣的生活也令病友羡慕不已。每天阅读五六份报纸，观看NBA比赛。久而久之，连他的护工阿姨都能随口叫出湖人热火球星的英文名字。”

　　兴趣虽广，但每每到了科研攻关的重要节点，谢毓元总是发愤忘食。苏联留学期间，谢毓元几乎把所有的时间用于化学实验，实验室灯光总亮到晚上11点多。直到若干年后访学俄罗斯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他才意识到，自己留学三年半，竟没有想到各处逛逛，领略当地风物。

　　晚年，谢毓元虽身在病榻，心上仍时刻记挂着科研，记挂着上海药物所。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药物所研究员岳建民回忆，每次去医院探望谢老，都发现他对所里的大小事如数家珍，尤其是所里新发的好文章、新引进的人才、新获得的奖项。

　　在前不久的的谢毓元、池志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陈凯先回忆起了谢毓元先生生前的一句话。当时，所里开了一场大会，请谢毓元上台提点希望。谢先生上台后只说了一句话：“我衷心希望药物所早日研发出‘重磅炸弹’式的新药。”

　　这正是谢毓元用一生完成的宏愿。

　　（本报见习记者江庆龄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