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开泰富基金发布高管变动公告称,郑文杰因工作调动离任董事长,新任孟天山为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刚过去的“基金大年”,公募高管变动人数达到了343位,创下了自1998年以来的“历史之最”。
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都伴随着人才“新陈代谢”,这一现象在公募基金当中,显得更为突出。
近10多年来,基金公司核心高管变动的数量,基本维持在“三位数”以上。从行业发展中寻找“新”原因,或者是解决“留人”这一“旧题”的新办法。
89位总经理变更
“公奔私”再现
数据显示,2020年公募基金行业共有343位高管发生变更,其中包括89位总经理和63位督察长,这三项指标均为1998年公募基金行业设立以来的最高值。不仅如此,2020年发生变更的还有136位副总经理(仅次于2015年的146位)、45位首席信息官(仅次于2019年的50位),而发生董事长职位变更的数量(62位),也进入到了历史排名前五。
具体看,上述343位高管变更分布在108家公募基金公司当中。仅就总经理变更而言,既有东海基金、汇安基金、弘毅远方基金等中小公募,也不乏博时基金、广发基金、招商基金等头部公募。
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从1998年至今的公募基金发展历程来看,高管变更数量超过100位的年份有11年,第一次是发生在2008年(125位)。随后,公募高管的变更数量一路上升,并先后突破了200位、300位关口。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大牛市引发的公募高管“公奔私”跳槽现象,也再次发生在了2020年的结构性牛市中。
比如,工银瑞信基金曾在2020年9月时发布公告称,该公司的董事长郭特华因个人原因离任。在随后的11月,郭特华向中基协提交了私募公司——海南富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海南富道”)的首次登记材料。海南富道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均为郭特华,个人持股比例为100%;2020年5月,东方红资产管理副总经理、公募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林鹏离职,随后出任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但林鹏很快又向证监会申请公募牌照,欲重新进军公募。
两个“新原因”被找到
“人才有序流动是行业发展的常见现象,但与私募、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相比,公募基金行业的高管变更显得相对突出且频繁。”苏州证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开忠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公募高管变更的原因多样,如个人谋求更好发展的“公奔私”,就是原因之一。在当前头部的主动管理型私募基金中,核心人物大多有过公募机构任职经历。
丁开忠表示,随着公募基金规模和机构数量的迅速增加,公募机构间的业绩分化明显,在外部的排名竞争和内部的股东大会目标压力下,高管也会被迫“下课”。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在公募基金发展过程中,核心高管确实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公募高管面临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比如,公司基金规模发展过慢或者业绩不好,以至达不到股东考核要求,这些都可能由高管负责,也是导致高管发生变更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上述原因外,丁开忠还从整个资管业发展视角,提出了两个额外“新”原因。他认为,从1998年发展到现在,公募基金公司的数量已突破了130家。相应地,基金公司背后的股东背景,也越来越多元化。这意味着,股东主体的发生变化,也可能会引起基金公司的核心高管发生变更。
此外,丁开忠还说到,近年来公募投资业务逐步从主动管理拓展到了被动量化等领域,这对高管的国际化视野、大投研平台统筹等方面提出了考验,股东会有可能出于发展战略考虑,对核心高管进行相应调整。
如何才能留住人?
“在中国,公募基金依然是一块很大的蓝海市场。在投资者机构化趋势下,‘股民转基民’的趋势仍会持续。但与此同时,在市场对外开放大背景下,公募机构是与外资机构、内外私募等主流资管主体,一起同台竞技的。因此,要实现长足发展,公募就必须要直面‘留住核心高管’这一核心问题。从过往经验来看,核心高管对公募基金公司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不难发现的一点是,不少公募机构的高管往往是投资出身的,甚至还兼任投资总监等核心职位。”丁开忠说。
杨德龙说,公募基金的高管,既要具备常规的管理能力和业内知名度,还需要对投资有着深入见解。“高管团队的稳定性越好,对公司的发展越有利,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几年以来,各家公司为吸引或留住核心高管,都采取了股权激励等多元化的手段。”
2013年修订的《基金法》规定,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实行专业人士持股计划。自那时起,核心高管持股计划就成为公募激励核心高管的主要机制创新之一。“从我的观察来看,公募的员工持股计划,基本上起到了正向激励作用。”丁开忠说,要留住核心高管,股东层面在核心高管的人选方面应有着清晰的标准,如选择具有丰富投研经历、开阔视野和战略格局的人选。在人选确定后,则应提供具备竞争力的薪酬机制,包括经济激励和制度激励,如股权激励。
记者获悉,自2020年以来,业内持续有基金公司表露出实施股权激励的明显意向。此前信达澳银基金总经理朱永强对记者表示,该公司计划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该计划以投研骨干为主,同时还会覆盖其他岗位骨干员工。此外,中融基金近期则表示,已着手启动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旨在完善公司治理架构,充分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
丁开忠还说到,在管理绩效考核方面,基金公司还应给予核心高管充分发挥空间,如在投研战略提升方面给予充分自主权,任期考核时间可由季度、年度拉长至两年甚至三年以上的维度;此外,与外资、保险资管等机构不太一样,公募机构是面向大众投资群体的。“要实现长足发展,核心高管的形象还应尽可能地接地气,尤其是在公司发展战略和投研禀赋的对外阐释方面,才能被市场充分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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